诺思洛普·弗莱以“神话—原型批评”闻名。原型和神话的重复性、可辨识性使文学得以和广阔的文化传统、历史语境相连，从而形成了以神话为起点的语言、文学和文化阐释学。其批评理念强调文学研究的神话背景。《圣经》不仅构成西方传统神话结构的重要部分，也汇聚着西方文学的想象性整体。弗莱生前出版了两本《圣经》研究著作，分别是《伟大的代码》和《神力的语言》，副标题都是“《圣经》和文学”。“和”代表了一种定位于关系的诉求，“布道”则是《圣经》与文学之关系的突破口。 布道(kerygma)是宗教语言与文学语言的交汇处，理解并激活布道的内在意蕴正是弗莱赋予文学批评的首要任务。在教师与批评家的职业之外，弗莱身上还潜藏着一个牧师形象，有论者甚至认为弗莱的全部著作即在于拯救《圣经》①。这并不意味着拯救体制性的基督教信仰，却意味着复原一个失落的神话视野。由于不断受到历史事实和逻辑真实的质疑，布道内含的信念真实并不容易传递。德国新教神学家鲁道夫·布尔特曼的“解神话”(demythologize)主张，就是对《圣经》布道在当代遭遇理解危机的一种神学阐释方案。布尔特曼认为，古老的神话学体系必须被清除，以便让真正的布道被拯救。弗莱赞同解神话的宗旨，即释放布道的象征意蕴，传递真实信念；他本人的批评也是传译布道的话语实践，但他坚决反对消解神话。他认为，神话不是布道的障碍，而是开启布道的媒介。弗莱与布尔特曼对神话的不同看法形成了两条迥然相异的阐释路径。通过讨论弗莱对布道的征用以及解神话主张的批判性分析，本文试图考察其著作中信与可信性的张力，以及以神话激活布道的批评之路。 一、布道与语言模式的演进 布道专指福音书的言谈，传统上作为启示内容的媒介，也是一种特殊的修辞模式。布道是“隐喻的和‘存在主义的’或有关形式的混合体，但是实际上又不同于所有其他形式的修辞，它不是一种靠比喻伪装起来的论证”②。弗莱是将布道作为一种能够“再现在场”的特殊语言模式来看待的。布道既内在又外在于语言模式的变迁，这种能力使其在语言模式的演进过程中发挥了元语言的参照作用。 语言模式意味着在一种或明确或模糊的秩序中将相关的对象表象为互为关联的语言对象的系统。在《伟大的代码》中，弗莱借鉴了维柯有关历史循环三阶段的划分③，提出了自己的语言模式发展观。在维柯的分类系统中，神话时代、英雄时代和凡人时代分别对应着诗歌体、英雄和贵族语体以及通俗体；弗莱将之改进为象形和诗意文体、宗教和寓意文体以及通俗和描述文体。 神话时代的语言模式是象形或诗体的，柏拉图以前的大多数希腊文献、荷马史诗以及近东的前《圣经》文化都属于这个阶段。这一时期的大多数词语十分具体，抽象的观念不曾发展起来，依靠隐喻能连接主体和客体。隐喻的表达核心是神，诸如太阳神、战神或海神。语言的隐喻阶段对应着多神论。在万物有灵的世界中，神不仅意味着词语魔力，更是人与自然的神秘连接。当语言从象形或诗体文体走向寓意文体时，语法和逻辑逐渐发展起来，语言表达的隐喻基础(A是B)变成了转喻(A指的是B)。这就在“是”的世界之上建立了一个“指”的世界。思想逐渐和自然相分离，在隐喻关联中将人类思想和想象力统一起来的诸神灵逐渐变成转喻意义上的上帝(God)，即“一种超验现实或所有词语类比指向的完美存在”④。这导向了一神论观念。即使这一阶段的著述家们没有提到上帝，其文本运作也不会脱离上帝观念的隐匿运作，诸如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不变的推动者”等，都是转喻思维的第一原理。语言的明喻阶段则受制于经验主义认知模式，主体以对象化方式认识客体，语言主要被用来呈现外部世界，理想语言的标准就是成为透明中介。这一模式的极端形式将反对超验诉求，也斩断了语言救赎之路，并“宣布形而上学的不可能，并宣称所有宗教问题都是无意义的”⑤。弗莱又将这三个阶段分别称为语言的隐喻、转喻(提喻)和明喻阶段，其实也展现了人类思维与自然的不同联结方式。简言之，在语言的隐喻阶段，人和自然实现了认同，是一个万物相齐的世界；语言的转喻阶段是服从上帝权威的世界，自然被精神所囊括；语言的明喻阶段是人类臣服于自然的世界。布道则是在语言之隐喻阶段向转喻阶段变迁时产生的。 在《神力的语言》中，弗莱以逆序的方式整合并改进了《伟大的代码》中有关语言模式的论述。三种语言模式变成了四种，分别是描述性模式、概念或逻辑论证模式、修辞性模式和想象性模式⑥。在《伟大的代码》中，语言模式之间的转化并没有得到清晰阐明，只是以不同语言形态确立了边界；在《神力的语言》中，弗莱不仅注目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区别性原则，更注重模式内部的横向连接，揭示了不同模式转换的深层动力，这种动力被称为“被排斥的能动性”。这个表达颇为费解，它代表着不同语言模式的焦点变换，焦点在前一个语言阶段未被识别，却会成为下一语言阶段的重心。描述性语言模式致力于描摹外在现实，语言自身创造词序的过程却被排斥了；在概念或逻辑的语言模式中，由语法来规范的词序成为焦点，可以更好地构造概念，但客观观念之后的人类主体却被隐藏了；到了修辞和意识形态阶段，主体性成为中心，语言被用来阐明并理性化人类主体的权威理念，这一次被排斥的是神话；当语言从修辞性模式迈向想象模式时，神话就是“受到意识形态表面上承认，实际却予以排斥的能动性”⑦。当神话变成了语言之想象模式的焦点并得以释放时，就进入了布道阶段，这是一个创造“赖以生存之神话”⑧的阶段。布道就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神话的实现，意味着精神生命从意识形态和语言牢笼中的解放，也展开了弗莱试图挽救的那种神话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