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与中国社会(之二)

作 者:

作者简介:
宁宗一(1931-)男,北京市人,南开大学东方文化艺术系教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史、小说戏曲美学的研究。南开大学 东方文化艺术系,天津市 300071

原文出处:
复旦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从一定意义上说,每一部文学史著作都是一个过渡性文本。因此,对于研究主体来说,文学史具有广阔无垠的空间,有一种永恒的潜在张力。所以反思规范与挑战规范正是一个文学史教学与研究者的天然使命。本文通过文学史的构成、重写文学史从呼唤到实验、回归文本与名著重读、追寻文学史的心灵史意味、倾听民间回声、夹缝时代、世界文学史格局中的中国文学史、当代意识与学院派批评的建构等多视角阐释,申明自己的学术立场和文学史观念,强调文学史家在一定意义上应是思想家,他的历史思考应与现实思考水乳交融。而对于文学史研究者来说,尊重文本乃是第一要义。因此,作为寻求文化现场的文学史研究应到作家的心灵文本中去勘察。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0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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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27-0289(2000)04-0017

      七

      在中国文学史的建构中,我更看重文学发展过程的一个契机,即“夹缝时代”。

      时贤曾经精辟地指出:在一段时间内,以几位大作家为代表,一批优秀作家集中出现,形成文学创作的高潮;若干年后,又有一批作家同时涌现,形成另一个高潮,这是文学史上经常出现的带有规律性的现象。一部文学史,大体上就是由许多这样的高潮汇合而成的。然而,大作家的出现往往不是孤立的,在他的同时,或稍前,或稍后,总有一批才华横溢的作家围绕着他,宛若群星之与北斗,相互辉映着,布成灿烂的星空。翻开元人锺嗣成著《录鬼簿》,我们可以看到,在元大都围绕着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白朴,集中了郑廷玉、杨显之、纪君祥、康进之、高文秀等许多才情豪健的剧作家,他们一时并出,各骋骥騄,终于掀起了中国戏剧的高潮。

      此外,文学的繁荣,要有一个能够激励作家从事创作的艺术的氛围。思想要砥砺,艺术要切磋,没有同时的、同辈的作家的互相启发、交流和竞赛,大作家的文思之泉也会枯竭。作家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史不绝书。李白性格傲岸,但对比他年长十二岁的孟浩然却十分钦佩;杜甫对比他年长十一岁的李白也极其倾慕,和李白的交往,是珍藏杜甫心底的最美好的回忆。此外苏轼对黄庭坚、秦观的培养和奖掖,繁荣了北宋的诗坛。而元代戏剧家杨显之,其外号“补丁”之名,就是因为他常常对关汉卿剧作提出切中肯綮的意见。从《录鬼簿》中我们还会发现很多剧作家之间都是好友、知音。这说明文学的繁荣是多么需要一种宽松、和谐的艺术氛围和学术文化环境呵!

      然而这只是中国文学发展历程的一个侧面,文学的发展过程和文学史实还有另一种更值得关注的情势、形态。纵观中国文学史,文学最繁荣之日,恰恰在意识形态重建之时,这往往与一定时期经济的发展不成正比。一时外国著名理论家就曾断言:世界上一些著名作家与作品恰恰出现在有裂缝的时代。由此我想到了美国的奈斯比特的《大趋势》一书中的一个说法。他认为,夹缝时代是夹在两个时代之间的年代,这个时代是摇摆不定的,但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发酵的时代,它里面充满了各种生机和可能性。把此说作为参照,我们发现文学的发展过程,也不断证明,在历史风云急遽变化的时代,在旧的意识形态大厦倾斜之际,或新的意识形态体系正在重建之时,作家的感情和思想都发现了新大陆。作家对生活的理解,对感情的驾驭,乃获得了更大的内在自由,形象构成的机遇就空前地增加了,形式流派也纷呈起来了。

      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确实有一种特异现象,即文学创作往往是“生于压抑,死于自由”。它也许和“文穷而后工”有相似之处,而又迥不相同。“生于压抑”必有忧患意识,过于“自由”则会丧失使命感,消解创作中必要的激情。事实是,伟大作家往往是在社会危机尖锐化的时代产生的,这个时代,照卢那察尔斯基的说法,就是俗语叫做“灵魂”这个东西分裂成为两半或好几部分的时代。当一个民族面临着激烈的矛盾冲突的时候,必然会在这个民族的儿女身上,必然在觉醒了的成员身上,必然在知识精英的伟大作家身上,激起罕见的热情和勇气,必然会涌现出成千上万的民族英雄和先进战士。此刻也正是伟大的作家出现的时刻。因为凡是真正伟大的作家必定是群众的喉舌,他们必然是把人民的爱和恨、人民的愿望和思想最彻底地表现出来的人。就以关汉卿和汤显祖来说,这两位剧坛巨擘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剧作家,就在于,他们一个是生活在中国社会矛盾展开得最激烈的时代;一个是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即处在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冲击古老的自然经济的时代。这时,整个社会、整个民族都分裂为互相对立的两部分或几部分。敏感的、天才的作家们的灵魂似乎也感到了被撕裂的痛苦,使得他们不得不提起笔来写出他们的也是民族和人民的爱和憎、苦难与希望。关汉卿和汤显祖,一个是黑暗社会的揭露者和批判者;一个是人性的解剖者和灵魂的拷问者。但是,在他们的作品里,既有神圣的东西,也有渺小庸俗的东西,而本质上则是神圣的东西。而正是从这神圣的东西出发,他们共同地对渺小庸俗的罪恶的东西,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和无情的抨击。当然他们有时对自己心头的这种神圣的东西也发生过怀疑,因而有时也不免起来反对自己,这就是他们、也是其他许多大作家的世界观的矛盾和精神悲剧。但是,他们心头上的神圣的东西是压不倒的,即对人的信念,对人民的关怀和爱,对停滞的社会的忧患意识。当然,生活又往往令他们失望,因此,他们就不得不把这信念与爱以及忧患,转向冥冥中的神,转向了广义的宗教意识,这就是我们感到同他们之间的某种隔阂的原因之所在。一部中国文学史,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一直处在“惊人的一致,深刻的矛盾”的运动中。而究其多种原因,其中之一则是作家生成于夹缝时代,而这个时代往往造就了他们的天才、敏感、灵性和特殊感悟时代的能力,当然也让他们始终处于极度痛苦之中。可以不可以这样做一简明的概括:每一个伟大辉煌的人生都伴随着艰苦、曲折

      、磨难才得以完成。每一部名著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艺术家多难的生活经历,历史的磨难孕育着艺术家的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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