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百年来，中国文论界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是思想资源的变化，即西方文论的滔滔涌入及其对中国文论的强大影响。 自古以来，中国人的思想资源不出儒、释、道三家，除了释（佛教）是外来的以外，儒家和道家都是中国本土的，并且牢牢占据着主导地位，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始终是我们至高无上的经典。但是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引发了中国深重的民族危机，这种民族危机引起中国社会剧烈的政治经济震荡，进而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全面失序，在百日维新试图以传统方式走温和的、渐进改良的道路失败之后，人们开始了选择与传统加以决烈的激进革命道路。这样，在中国现代化变迁中的文化层面转换，就演变成了在思想资源上对中国本土传统的激烈否定和对近现代西方传统的全面认同。 因而近百年中国知识界的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变化是，人们迅速脱离了传统的汉语思想资源，而更多地依赖近现代西方思想，后者已成为中国社会主导性的思想资源。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这种运作方式直接地制约和影响着中国文论，换言之，西方文论已经取代传统的汉语文论资源而成为中国文论的主要思想库。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世界政治与文化格局发生新的重大变化。“冷战”格局结束，全球化浪潮蓬勃展开，信息技术高度发展，全球文化的互动性大大增强。同时，民族主义与本土主义也是方兴未艾，于是，文化领域的全球化与本土化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重大理论课题，跨文化的比较文论研究日益引起学界重视。与此相关的是，知识领域的权利控制成为学界热烈谈论的理论话题，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猛烈抨击西方经验对东方的歪曲与控制，在国内学界，同样泛起汹涌的浪潮，谈论近百年中国文论“失语”者有之，主张“重估现代性”者亦有之，近百年国内学界译介西方文学的工作已从当初的“窃火者”到现在被斥为“文学殖民”。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不仅要对西方文论加以认真研究，同时，还需要对西方文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加以认真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对西方文论输入中国的意义及其对中国文论的影响作出正确的回答。 这一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实际上是对中西文论作跨文化、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直接关系到未来中国文论发展的新的生长点。在中国文论日益走向国际化的学术语境中，对这个课题的正确解答，将有助于在新世纪进一步融汇中西及中外文论，促进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和未来中国文论的健康发展。 对西方文论的研究，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西方文论本身的研究，即对西方文论的源头、发展、主要流派及代表人物的研究；另一方面则是对西方文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的研究，即西方文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线索，对中国文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它是如何启动我国文论的现代转型的，如何起到了示范性作用，我们是如何根据自身的文论传统，有选择地吸收和改造了西方文论，使之成为我国现代文论传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文论怎样在改变西方文论的同时，也改变了自身的面貌，对西方文论输入中国的成败利弊作出客观和科学的评说。从目前来看，研究后一方面的意义已日益迫切。 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在这两个方面的研究状况是极不平衡的，在西方文论的输入过程中，我们翻译了大量书籍，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来研究西方文论本身并作了尽可能详尽的介绍。可以说，就前一方面的研究，尽管仍有不尽如人意，尚有待进一步改进之处，但经过几代人近百年的努力，已是硕果累累，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但是，从后一方面来看，除了一些少数而零星的论文之外，对西方文论在中国传播及其对中国文论所产生的影响，作系统和深入的专题研究、探究其学术规范与传播机制者尚不多见，需要我们对这个薄弱学术环节加以认真填补。这既和这一研究本身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滞后性特点有关，同时又和我们主观上的忽略不无关系。 二 据阿英编《清代文学丛抄（域外文学卷）》（中华书局1972年版）介绍，中国译介西洋小说，最早是乾隆年间的1740年左右，黄霖著《中国文学批评史》（近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再次肯定了这个观点。“当时的译作，或采录圣经故事，或根据原作内容，改头换面，重新写作，人名、地名、风俗既已中国化，故事、情节、议论又任意增删，实算不得翻译，并且为数也极少，影响也不大。”（注：黄霖著《中国文学批评史》（近代卷）》，第6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西方文学大量涌入中国是在近代，具体地说，是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施蛰存先生谈到这样一个情况： 1908年，在《小说林》第七期上，发表过东海觉我（徐念慈）的《丁未[1907]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列出这一年创作出版的小说共40种，翻译小说共80种。1911年，《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著录小说120种，翻译小说400种。这两份书目，都反映出当时外国文学译本的出版数量，为创作文学出版物的一倍以上。据钱杏邨的估计，当时创作小说的实际数量，可有有两倍于120种，而翻释小说的出版数字，可能两倍于创作小说。 这一现象，是非常突出的。我们当时没有注意到，也从来没有敢于设想。…… 经过这一次的查核，我们才发现，从1890年到1919年这三十年间，是迄今为止，介绍外国文学最旺盛的时期。我们把这一现象，突出地标举为近代文学在接受外国文学方面的第一项特征。（注：《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1）》，“导言”，第17-18页，上海书店1990年版。） 当时的小说概念包含了戏剧，实际上当时以小说戏剧为主流的西方文学的大规模涌入中国，西方文学的观众、手法、眼光乃至整个文艺思潮及理论流派也纷至沓来。1905年蒋智由在《新民丛报》第三年第二十二号起，连载了由他翻译、法国学者维朗撰写的《维朗氏诗学论》。孙毓修于1913年《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至1914年第五卷第十二号上，陆续连载其《欧美小说丛谈》，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评价西方小说（含戏剧）的专著。黄远生在1914年《小说月报》第一、二号上的《新剧杂论》试图系统地把西方戏剧理论介绍给国人，具有筚路蓝缕的开创意义。对西方文艺思潮及理论流派的译介，可谓风起云涌，为中国人打开了一片崭新的理论天地，浩荡西方拂遍整个中华大地。大致说来，本世纪曾经有过三次大规模的外来文论输入中国。而每一次的性质、特点与方向不尽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