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论争在中国:反思与启示

作 者:
王宁 

作者简介:
王宁,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讲席教授。北京 102488

原文出处:
中国文学批评

内容提要: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批评性接受一方面给了致力于理论创新的中国批评家和文学研究者一种开阔的视野,使我们认识到世界的多元性和阐释的多种可能性;另一方面,这场讨论也使一批勤于思考、锐意创新的中国学者得以向国际学界展示自己的理论实力,从而为后来的中西文学理论的平等对话奠定了基础。留给我们的教训则是,讨论中所有的理论命题基本上都是西方理论界提出的,中国学者虽然进入了国际理论前沿,但发出的声音依然十分微弱,要想真正实现中国文学理论的国际化,我们还需要提出一些具有普适意义的理论命题,并且通过国际通用的语言在国际主流刊物或出版机构加以表达。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21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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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界和比较文学界,由一批锐意创新、与时俱进的中青年学者型批评家发起了一场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学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是继兴起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讨论之后中国文学理论界的一个具有国际性影响的事件。虽然这一事件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但依然不时地为当下的中国和国际文学理论界提及。尤其是在我们致力于推进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国际化的今天,重温那场理论争鸣的成败得失,无疑对我们有着积极的意义和深刻的启迪。笔者作为那场理论争鸣的发起者和在国际学界的积极推进者之一,试图从今天的视角对之进行理论反思,并概括出其对今天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国际化的意义。

      提及后现代主义文学和理论批评在中国的兴起,无疑与在此之前的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两次高潮有着密切的继承性关系。关于这一点,笔者已经在多个场合作过描述,本文仅对这一风靡全世界的文学艺术思潮和运动在中国批评界的影响作出历史的回顾和反思。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的头几年,后现代主义文学伴随着现代主义文学被介绍到了中国,但在一开始并未吸引当时的主流理论批评家和学者的研究兴趣,不少人还在热衷于关于西方“现代性”问题的讨论,因此,正如对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和理论批评情有独钟并产生过较大影响的荷兰理论家佛克马(Douwe Fokkema)所言,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不可能得到赞同性的接受。如果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他的这一断言确实有一定的正确性,但几年后中国先锋小说家和批评家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着迷般的兴趣倒是出乎他的意料。作为一位承认现实的理论家和比较文学学者,佛克马开始认识到后现代主义不仅仅局限于西方的语境,它已经开始迅速地向西方世界以外的地区扩展和辐射,并在一些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产生批评性的反响,因此,作为文学史的编撰者,他认为有必要将其当作一种文学艺术思潮和现象加以研究,并写入一部比较的世界文学批评史。于是他立即邀请笔者赴荷兰从事研究一年,为他和伯顿斯(Hans Bertens)主编的多卷本《用欧洲语言撰写的比较文学史》(The Comparative History of Literatures in European Languages)的后现代主义分卷撰写一个章节。①这无疑标志着后现代主义文学作为一种舶来品在经历了中国语境中的变异之后又旅行到西方世界,并对大一统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概念予以解构和重构。应该说,佛克马等人的理论洞见对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固有思维定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从外部推进了中国的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的国际化。

      另一位对后现代主义进入中国感到不解但很快也予以承认的西方学者是加拿大的林达·哈琴(Linda Hutcheon)。她的研究和著述与笔者在两个领域内有所重合:弗洛伊德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但是她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这两种社会文化和文学艺术思潮是西方社会的产物,因而也许只能在西方产生批评性的影响。因此当笔者与她交流并向她通报这两种社会文化和文学艺术思潮在中国产生较大的影响时,她确实感到惊异。当然,林达·哈琴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位学者专事西方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研究,从未到过中国,也很少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对西方文艺思潮的接受。②

      但是,笔者依然试图从东西方文化与理论对话的角度指出,后现代主义本身确实产生于西方社会,它一般说来不太可能产生于经济不发达、仍处于“前现代”阶段或现代化进程中的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但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日益频繁的中外文化学术交流以及互联网的普及将我们所生活的地球连为一体,特别是像中国这样既是发展中的大国,同时又有着诸多后现代社会的文化因子,后现代文化一经传人就很容易驻足,甚至有可能取得长足的发展。例如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些国际大都市里,我们可以很容易见到一些具有后现代特征的建筑物和一般只能出现在西方的后现代社会的文化现象。这些现象对于那些长期生活在西方社会的学者来说确实是一种奇观,这里引证的美国社会学家加斯利(Doug Gathrie)多年后对上海(后)现代性的描述就是一例:

      2011年,上海,人们站在上海的外滩,俯视着黄浦江,不可能看不到中国近二十年来的戏剧性变化,尤其是晚上更是如此。夜空中闪烁着霓虹灯;闪光灯在江面上翩翩起舞,仿佛宣告一个新兴城市的出现。一对对率先致富的暴发户夫妇在豪华的餐厅用餐,像我这样在外滩俯视着这一全景,享受着夜生活的景观,仿佛这些景致把他们带到了伦敦、纽约或巴黎。横跨江面,一道全新的景观仿佛拔地而起:90年代初,当我开始到中国从事学术研究时,浦东(黄浦江东边的地区)还是一片田野和一些老住宅改造场所;而今天这里却是一番满是高耸入云的华丽建筑的高科技城市景观,包括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这番景致不禁使人想起一部未来主义科幻电影中的镜头。③

      虽然这段文字写于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初,但是作者描写的这些现象却是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主义进入中国以来出现的。这显然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国当代社会和文化直接影响的结果,而在上海这座有着种种早熟的现代性特征的国际大都市里,后现代主义更容易在此登陆并取得长足的发展。我们今天在浦东的陆家嘴所见到的后现代景观完全可以与纽约的曼哈顿和伦敦的市中心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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