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年初我写过一篇《骂的流行》，在它的年终恐怕我仍然只能再写一篇《骂的流行续篇》。不妨历数一下，仅举国轰动的便有王朔发表《无知者无畏》、余秋雨批判、“美女作家”间互诬、鲁迅被贬、“读书奖”事件，而其他散见于报刊之上的随机性攻讦辱骂更难以计数。我感到值得考虑的问题是，“骂”的欲望何以竟全面地笼罩了文坛、愈演愈烈、并且几乎给所有的人带去了无可比拟的快感？更进一步说，中国文坛的人们何以深深陷入了这样一种暴戾宣泄的情绪之中，对这样的行为有一种难以抑制的迷恋？它是不是已经深入我们的灵魂和骨髓，变成我们文学的一种“性格”？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是，我们现在所谈论的，根本不是自古以来上演不衰的文人相轻相妒的旧戏，尽管其中也不免夹杂着类似的因素，可是在本质上，弥漫在今天文坛的火药味并非产生于个人恩怨，相反如果从个人恩怨角度看许多突然“大打出手”的例子简直不可理喻，例如王朔对金庸的发难事先既无征兆，事后思来仍令人惊讶不已。稍前的另一个例子是那份著名的“断裂”问卷，也是在人们措手不及之际，便发动了一场对既往的文学经典、思想和人物的“全面战争”。更叫人错愕不已的是两年来血肉横飞的诗界，不明就里的旁观者目睹所谓“民间派”和“知识分子派”恶狠狠的撕杀，多半会以为他们乃是不共戴天的世仇，其实，两派当中不少人仅仅几年前还是过从颇密的友人！有关这种种的切齿、裂眦、反目的起因究竟是什么我们稍后再表，但可以肯定的是，那绝不是具体的个人敌对关系（虽然事情发展下去会引入这种因素），绝不是文人相轻的古老冲动，而是一种隐秘的其性质有待挖掘与认清的规则性反应。 对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一般所论，眼光都只盯在一次次的战败上，以为这种耻辱以及由此而来的亡国之忧，是此后百年间中国剧变的由来。我们固然不能排除这种因素的作用，但恐怕是舍本言末甚至将那末的一面夸大了。中国自列强那里蒙耻和感到威胁都是事实，然而这并非中国在19世纪下半叶所突然遭遇的真正困境，或者说，不是导致中国后来洗心革面的真正动因。倘要看到最深处，非跳出一时一地的情形，而从整个历史大局着眼才行。在此，我得提到梁启超1896年的一篇文章《论不变法之害》中的一段话：“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但虞内忧，不患外侮，故防弊之意多，而兴利之意少，怀安之念重，而虑危之念轻。秦后至今，垂二千年，时局匪有大殊，故治法亦可不改。”这段话倒教我们记起来，战败之辱甚至亡国之忧，中国在遭遇西方列强之前不仅早屡有经历，而且国家切切实实亡了几次，但却从未激起文化上的根本之变，原因便在于，“环列皆小蛮夷”，文化上全非中国对手，中国纵为其兵燹所犯，败虽败，亡虽亡，于中国自古的大统则毫发未伤。倘若现在的西方列强，仍是上述历史的重演，结果并无两样——问题就在于“不是”！西方列强的可怕，不在船坚炮利（虽然早期只认识到这一点），而在强大发达的文化；不在使我城破国沦，而在使我们优越了二千年的人文传统突然从精神和信心上被动摇！正是这样的根本事实，构成了近代中国之大势，让中国人的内心一落千丈，再也回避不了一个强大的西方文明的事实，承认在自身文化之外仍有“进化”的余地，谈论并且开始追求“进化”。到1923年，梁启超作《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此文是为纪念《申报》创办五十周年写的），便这样总结五十年间在与西方碰撞之后中国的历史轨迹：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上根本感觉不足”。我认为这“三期说”讲出了中国发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间的历史转折究竟转在了什么地方，是很透彻的。 到了“从文化上根本感觉不足”这一步，中国一般精英人物心中的那座传统文化堡垒，便真的土崩瓦解了，原先许多深锁在灵魂里沉眠的意念，此时便如被解除了咒语一样全部激活，加上由中国“落后”于西方所造成的巨大焦虑，人们的思想不知不觉便被一种魔鬼式冲动所支配，对一切能够破坏古老秩序的行为都趋之若鹜。“革命”的逻辑和对“革命”的信仰，便这样被培养起来。 不管“革命”一词后来在不同党派口中被赋与了何种特定甚至尖锐对立的意义，其实在比较抽象的意义上，“革命”这个词本身，对于20世纪中国乃是一个超越党派、超越政治意识形态的历史主题，是20世纪中国的一种“宗教信仰”。不同时期、不同政治团体或不同社会领域的人们，“革命”目标可以不同，但对“革命”的主张和信仰则同样坚定坚决——不同党派互骂对方“反革命”，而都以“革命”者自居，革命党人斥立宪派“反动”，立宪派也绝不能赞同……所以，20世纪中国不存在要不要“革命”的分歧，而只有怎样“革命”之争。 将现代中国之历史视为一部革命史，不单单是指它的内容，尤其指它的精神。因为，20世纪中国埋葬君主制、实行共和制、走社会主义道路，固然是历史巨变，但若从根子上看，引“革命”思维人文化、以“革命”思维为历史哲学基础并指导一切实践，才是对中国自身传统的彻底决裂和反叛。 中国文化在20世纪踏上这么一条“革命”的道路，虽是国势所致，但同时，也跟它所欲仿效和引入的西方文明的自身特质有密切关系。异国或异族文化间的冲突以及影响，历史上多有发生，就其程度之深论，古埃及文化对希腊的影响、中国唐代文化对日本、朝鲜的影响，当不亚于今之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但在形态上则并不以“革命”的突变为特征，而表现为和平的植入和融合的方式；这取决于并且反映了那个对别人施加影响的强势文化自身的性质。 中西文明的反差过于巨大，看取事物的方式几乎分处两端；而这两种文明一经碰撞，尤其是在一强一弱、一成一败的完全不平等的情形下碰撞，不单弱败一方必然不禁一击，而且很自然地会让人在这两者间产生一种非此即彼的因果的判断，比如说，将彼文化之成因解释为此文化之败因，虽然这在逻辑上的可疑明显之极，但来自眼前的现实的错觉转移了人们对其判断的逻辑性的注意。不管怎么说，20世纪初，中国人显然普遍相信中国落败或停滞不前的原因，正在于我们文化中缺乏一种革命性思维，反过来说，对它的根本改革，必须是灌注、培育和激扬革命性思维——凡事皆以革命性思维待之，“革命”乃是一个无条件的绝对的褒义词——这样的认识，直到当下依然指导着我们的各项实践。所以，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带给中国的最本质的改变，不是中国有了电灯、电话、火车、飞机、近代工业、原子弹等，而是“欧思”入中国。思想革命为本、工业科技革命为末的认识，到梁启超这代人已经确立，再不犹疑，对于向西方学习，也从购其机器、效其工业、移其技术，渐渐转向接纳它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以及从工具的改造迈向精神的改造。这便导致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从洋务运动一变而为启蒙运动的根本转折。既曰“启蒙”，便不啻视既往中国文化为僵死事物，而欲以现中国为一伊呀学语、心智未开的赤子。这认识一旦明确，则一切急转直下：数千年的文化禁忌霎时失效，先前的自尊自大变作了自斥自贬，批判性思维彻底击溃了守成性思维。久而久之，“革命”已经成为一种迷信——一切思想和行为，无论本身内容究竟如何，只要是新的和反叛的，便具有“进步”或“先进”的意义。如果从背后来看，又会看见一种泛恐惧心理，无时无地不在的对“革命”中断或停滞抱有恐惧或失落之感，为“革命”而“革命”，“革命”被当成永恒的目标，而且必须一浪高过一浪，一旦有放缓的迹象就会引起历史认知乃至个人道德上的严重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