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以来，西方与中国、传统与现代、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与融合一直是中国文化现代性的核心论题。文化的冲突和现代文化建设的艰难表现在各门学科的体系建构中。在此，回顾草创时期的文学理论，回看五四前后文化冲突和现代转型最为激烈的时代，学界前贤对于文学理论体系的思考，对于推动今天文学理论教学和研究的变革，对于新世纪现代文学理论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本文拟选取老舍的《文学概论讲义》(该书为老舍先生1930—1934年在齐鲁大学的讲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为例，看看早期中国文学理论的思想趋向和写作体例，以期为当代中国的文艺学建设寻找借鉴和灵感。 五四以后，中国有识之士意识到我国传统思想的局限，主张“别求新声于异邦”，在文学理论上则体现为对建立现代文学学科体制的追求，它包括的内容，一是引进西方的文学思想，二是梳理并发掘中国古代的文学思想，在此基础上利用两种资源建立我国现代文学理论体系。老舍先生便是当时进行理论探索的重要一员。老舍对中西文学文化都有很深的造诣，是一位对文学有着独立思考的文学家。相比当时的田汉等人，同是文学家的老舍并不特别强调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其《文学概念》更趋近文学的特性，其写作体例也更有自己的特色，如他对文学学科的辩证理解，对诗歌特点的形象介绍，对文学形式的灵活态度等。需要说明的是，与田汉等人的《文学概念》一样，老舍的《文学概念讲义》从体系构架、问题视域到基本观点都受到了日本学者本间久雄的影响，而本间的《文学概论》又吸收了英国批评家温彻斯特《文学评论原理》的影响，这也反应了中国当时吸收西方思想的一个特点，即以日本为中介间接接受西方。但老舍的这种借鉴意义重大，不仅以后的各种文学概论都以此为蓝本，而且在全面学习苏联模式以前，中国文艺学界翻译引进的也主要是本间九雄《文学概论》里所援引的书籍。 老舍《文学概论讲义》共有十五讲，按内容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谈中国历代文学思想；第二部分，从文学的特质、创造、起源谈何为文学；第三部分讲文学的形式，包括文学的风格、体裁和种类；第四部分谈文学批评。从目录看，老舍并没有如中国后来的受苏联模式影响的文学理论那样从文学的外部关联看视文学，而是主要从文学内部来谈文学，80年代初文艺学界的“向内转”、文学的“内部研究”即此之谓，在此，老舍先生是从其所接受的西方纯文学观来看视文学理论问题的，这构成了本书的第一个特点。其次，从个人文学创造的体会以及对中西文学历史发展的透彻理解出发，老舍先生表现了某种现代性特征的文学研究的思维方法。在此基础上，老舍提出了富于时代特点的在今天看来仍然有价值的文学思想。这些值得我们借鉴之处构成了本书的第二个特点。第三，以文学家笔法书写文学理论，把文学理论的抽象性结合于文学现象的具体性和文学体验的生命性，这对于当前文学理论的书写体例而言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下面分而述之。 第一，在正文之初，老舍梳理了我国古代文论并作了评论，其看视之点是老舍接受的西方现代的纯文学观。这种文学观认为，艺术最高的唯一的目的是审美，舍此艺术别无他图。西方纯艺术论最早可追溯到康德的审美无利害论，其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移情说、距离说、内模仿说等各派心理学美学，当时风行西方的柏格森和克罗齐的直觉论美学，王尔德、波德莱尔等人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则构成了影响中西的纯艺术论大潮。从这种纯艺术观出发，老舍对古代文论的载道传统多加以否定批评。老舍批评了古代文论中“文”与“文学”不分，把文学与“道德”、“政治”等相依附的弊病，对于《文心雕龙》则得出了“《文心雕龙》的影响一定是害多利少的，因为它塞住了自由创造的大路”(19页)的结论。造成老舍如此立论的原因当然是文学理论的探索期急于学习西方，并以西方文学观念衡量中国即以西释中的结果。在西方逻格斯中心论和现代纯艺术论看来，中国传统文论的载道观和非体系非逻辑性特点当然是要加以否定的。正是基于此，老舍放弃了后来在中国影响深远的文学社会学模式。以纯文学观为视点，老舍对于从文学内部谈文学的说文者则给予了肯定，如对陆机《文赋》的评价是“对文学已有相当的体认了解”。老舍接受的是西方现代心理学派的文学观，认为文学的根本动机就是人的心里的表现，文学最重要的特征是感情，因此，在他看来，袁枚可算作中国最大的文学批评家。 这种纯文学观也影响了作者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评价。老舍认为新文学是“文学革命的一个局部问题……不是讨论文学的本身”(34页)。对革命文学的评价也不高，认为“以文学为工具的，文艺变成为奴性的；以文艺为奴仆的，文艺也不会真诚的侍候他”(35页)。老舍始终主张从文艺来谈文艺，即使在第五讲里对文学在特定时期的功用有所肯定，他仍然反对违背文学本身的特质直接宣讲政治。从中国后来文艺社会学的极端发展来看，老舍先生的这种告诫真是先知先觉，对于当前文艺学界的文艺与意识形态关联的讨论也颇有启发。但是，今天看来，基于时代文化的特殊性，从纯文学观出发，老舍对我国古代文论的评述难免有失偏颇，对中国文论和文化的特殊性没有给予应有的肯定，更没有对之加以利用和创造性的转化，这也是中国现代性初期，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冲突中的文学和文化选择的普遍特征，这一特点被后来的学界称为以西释中或以西例中。中国当代文艺学在反思百年古代文论转换的问题时，以西释中被认为是百年文论失语的最大根源。但这种批评在我看来是过于苛刻，它缺乏对于前人的同情性理解。在中国文化现代化初期，在文学理论的草创时期，没有对西方的全面接受，没有对西学范式和学科建制广泛的吸纳，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封建主义文化的批判不可能实现，中国现代学科体系的建立也无从谈起。我们在批评以西释中的同时，别忘了我们现在的学科规则和学术规范正是在这样的“矫枉过正”中实现的。因此在当前文艺学看来是缺点的老舍先生的西学眼光，在我看来正构成了本书的特点，也正是这样的眼光实现了中国现代学科的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