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惠敏（以下简称“金”）：非常高兴您接受我访谈－对话的邀请。过去10年，您以一个批评理论家的敏感就电子媒介通讯做了大量的研究，并在后结构主义的框架中建立起自己的信息理论。这是一个相当前沿的、也是全球化的课题。尽管在我们中国新技术的运用还不像美国这么普及，中国正在追赶，但您关于技术与文化的研究和成果对于我们中国批评家来说，同样具有参照价值或启发意义。我想坦率地承认，这对我是一个新的领域，我的多数中国同行也是刚刚涉足，所以在这个访谈－对话中，我希望您能够清楚地介绍您的理论成就，必要时做一些导引性的解释。当然有时我也会表示一下我自己的怀疑或反对，这就更需要您的耐心了。好啦，现在让我们正式进入谈访话题！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从专业范围来说，您一直在历史系工作，而您这10年的研究并非属于历史学科，是什么因素，个人的或社会的，促成了您的兴趣转向？ 马克·波斯特尔（以下简称“波”）：您的问题是：既然我是一位历史学家，那么为什么我会选择电子媒介通讯这样一个当前的、现实的主题？不错，我原本是修习欧洲史的，但后来受阅读和同事的影响，我的兴趣就渐渐地转向了批评理论：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后结构主义等等。我对理论问题的兴趣日益浓厚，而对追溯过去的观念这类历史学的工作同时也就日渐淡漠了。我越来越关注日常生活，关注媒介；慢慢地我发现了我所谓的电子媒介通讯或信息技术与后结构理论之间的某些联系。您知道，后结构主义是一种关于语言的理论，它强调交流中形式的空缺、写作的延异、话语之建构主体和作用于身份的方式。这些立场使我开始发现，后结构主义作为一种理解方式与一个由媒介人与人的信息机器所创造的社会世界具有某些值得探索的关联。 金：由于电子媒介通讯的出现，您认为，我们生活中的某种东西被实质性地和基础性地改变了。我知道，您所意谓的实质性和基础性的改变并不是如其他观察家所坚持的，人们之间的符号交换不再像从前那样受制于时间和空间：也不是说，如您所发现的“病毒”一词的比喻性使用，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生命体，更易于遭受“时疫”的侵袭；甚至也不是那个说起来令人毛骨悚然的猜测，电脑有可能更改其使用者的DNA。这些改变尽管重要，但仍达不到您所说的“实质性”和“基础性”的层次。为了强调和描述电子媒介通讯所带来的变化的实质性和基础性，您自创新词“信息方式”。我想知道您赋予其如此重要性的概念“信息方式”是否可以与马克思那个划时代的“生产方式”比拟而论？如果说可以，那么当是在哪些方面？您指出：“既然风车与封建制度、蒸汽机与资本主义相联系，那么我推想马克思同样也会接着说，电子通讯应当与信息方式相联系。”据我所知，在对“生产方式”的论述中，马克思所侧重是“方式”而不是“生产”，他意在通过蕴涵于“生产”内部的革命性力量达到对“方式”的改造，——他追求在生产领域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理想关系。我说的是，“方式”要比“生产”更加社会性。在您前面所做的类推中，似乎信息方式是一种与封建制度、资本主义相类似的东西。我并不认为电子通讯能够创造出一种可以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政治－经济制度。在信息方式所标志的时代，我们看不到劳资关系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您的概念“信息方式”因而也就不像马克思的“生产方式”那样地政治－经济性或社会性。或许，您的“信息方式”走在另一条道路上？ 波：在把马克思的“生产方式”与我的“信息方式”相提并论时，我有几个方面的意思。首先，我想通过这一概念表明，在当今的社会，尤其是在美国和其它高度工业化的国家，符号的文化交流日益居于中心，日益成为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甚至成为生产过程本身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产品的设计，产品的研究，例如，对于经济过程具有了比对于已经自动化或基本自动化的实际的商品生产更为关键的意义。所以换句话说，在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也就是说，在19世纪，是一种生产方式，一种生产出对象的方式，利用各种自然之力，把工人和某些形式重新组合起来，等等。这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的生产变化和社会变化。而在今天，产品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已经不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彼此怎样地变换符号。所以我把马克思的“生产方式”与我的“信息方式”相比照的一个意义就是，今日的“信息方式”就如同19世纪的“生产方式”一样居于社会关注的中心。的确如您所言，马克思并不特别在乎具体的生产过程，他着意说明的是生产方式如何由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我也关心信息交换方式的变化，例如说，在20世纪，文化客体、符号客体等构成了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所称的“文化工业”。在这种“文化工业”中，信息交换的方式多半是单维的、独语式的和霸权性的。但是随着国际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文化工业”的信息交换方式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我看来，这个变化的总趋向就是，文化客体的生产者与其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交换越来越非中心化了。我的“信息方式”因而在政治选择及可能性方面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就有了另外一层关系。总而言之，我之所以将“信息方式”与“生产方式”比类而论，是因为我看到了文化问题正日益成为我们社会的中心问题。 金：在后结构主义以及当前各种取向的文化研究的语境中，您知道，笛卡尔主体都是一个被批判、被否定的对象。现在如果我们把这个笛卡尔主体置入您的信息方式的语境，您觉得它会有什么问题？ 波：笛卡尔主体的主要问题在于，现代社会组织总是要求每一个体都应该是独立自主的，能够认识自己的行为，控制自己的行为，知道这些行为之目的就是为其个人带来利益和幸福。这些组织有教育机构、经济机构、政治机构、法律机构等等，它们要求这些东西，要求人人都按着低进高出的商业原则最大限度地获取个人私利。政治机构要求民主的代表应当是积极的公民，具有独立的判断能力、行为能力或者能够听进他人的劝导。法律机构则要求例如在美国所谓的“理性的人”。这就是笛卡尔文化，它主宰着我们的社会。在这种笛卡尔文化中，每个人不能只是消极地简单地遵从这些社会原则，而是应当积极地创造性地实施和发挥这些原则，以使我们的社会得以生机勃勃地发展。这就必然需要一定类型的身份、一定类型的主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笛卡尔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