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20)05-0010-08 如果按照雷蒙·威廉斯所说关键词是“一种词汇质疑探询的记录”的话①，那么，这种“记录”就绝不只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专利。在汉语经典阐释学的“本来”传统中，同样不乏聚焦于关键词汇的专句、专段、专节、专篇或专书阐释。在中国古代经、史、子、集的相关论述中，亦内含着一套有关语言(言)、文字(书)、指称(名)如何呈现本体(道)、观念(意)以及现象世界(实、物)的阐释学方法论②。可以说，中国本土的关键词研究在思想与形式两方面，完全能同外来的西方文化关键词研究互鉴、互证、互补。因而，唯有通过立足于中国语境的中西双向溯源，既致力于发掘中国古代经典阐释传统的当代价值，又着眼于分析西方文化关键词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方能在“吸收外来”的基础上，凸显“不忘本来”和“面向未来”的中国文化关键词研究之宗旨。 一、东土法：汉语经典阐释学传统 现代意义上的关键词研究肇始于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系西方盛行的文化研究方法之一种。但是从更广泛意义上讲，关键词研究实有中西两条学术路径。陈平原在《学术视野中的“关键词”(下)》一文中率先指出“传统中国学术也有类似的思路”。他从朱自清受到同事瑞恰慈、燕卜荪的影响谈起，论及《诗言志辨》的成功实践以及同时期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在批评史著作中关注关键词语的共性，并将这一“语义分析和历史考据相结合”的思路，由胡适所倡导的“历史演进法”进一步追溯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清代朴学传统③。《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译者刘建基曾提及国内南方朔的文化评论受到雷蒙·威廉斯的影响(第20—21页)。与之不同，陈平原揭示了“关键词”背后杂糅着不同学术路径的可能。随着张晶、黄擎、孟瑞等人先后响应其说，国内学者开始意识到“关键词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其实古已有之，只是在现代才走向自觉，并且在更为精深的理论指导下，具有更强烈的现代意味”④，“在‘前关键词批评时期’，即早于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之前，我国曾出现过种种类似于‘关键词批评’的写作现象……而其他域外学者的类似研究对我国‘关键词写作’的出现也有过影响”⑤。据此，一条由朱自清《诗言志辨》溯洄从之，从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到阮元《性命古训》，再经清儒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直通南宋陈淳《北溪字义》的本土关键词研究脉络也渐次显现⑥。 在“前关键词批评时期”，宽泛意义上的关键词研究成果便已存在，而这一根植于本土的“解字”传统还可继续向前追溯。李建中先生将中国文化关键词的创生追溯至轴心期，并从中归纳出“见仁见知”(各家对同一关键词的不同界定和阐释，如散见于儒道墨法兵诸家的释“仁”)、“非乐非命”(不同学派间的彼此辩难和驳斥，如墨子《非乐》《非命》)、“解老喻老”(后学对先贤关键词的诠释和引申，如韩非子《解老》《喻老》)等三种早期关键词研究的典型模式⑦。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整体勾勒出中国文化关键词研究史，并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创生期(先秦两汉)、发展期(魏晋至宋元)、繁荣期(明清)和转型期(近代以来)。它们依托于汉语经典阐释学传统，在文本形式与学术思想上自成一脉，同西方文化关键词研究路数交相辉映。 先秦两汉为中国文化关键词研究的创生期。在此阶段，随着五经和诸子对“名”与“实”、“指”与“物”、“知”与“言”，以及“言—象—意”“达—类—私”“名—辞—说”等关系的深入探讨，以“阴阳”“三才”“五行”“礼”“道”“义”“法”“兵”等关键词为中心的专句、专段、专节、专篇阐释开始大量出现。依据形式和篇幅，上述关键词研究资料可大致归为三类：一是语录体或格言体中以关键词为语义核心的段落，如《论语》问“仁”和《老子》谈“道”，它们互文见义且又缘境生义，是语义解诠与语用实践的综合体；二是论说体中以关键词为核心的专篇或专章，如《墨子》中的《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以及《韩非子》中的“解”(《解老》)、“喻”(《喻老》)、“难”(《说难》《难势》《难言》)，它们往往具有较强的主题性和鲜明的层次性，颇似现代意义上的关键词个案研究；三是语录体与论说体中均有的囊括多个关键词的“以数为纪”⑧，如《论语》所谓“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不好学之“六蔽”与《韩非子》中的《二柄》《八奸》《十过》《五蠹》等，它们言简意赅且主次分明，是对关键词归类的早期探索。不妨说，散论式的语用实践(《尚书·尧典》“诗言志”可谓其始)、专论式的主题言说(《周易》六十四卦开其先河)、合论式的“以数为纪”(可追溯至《尚书·洪范》之“九畴”)，从不同侧面绘制出关键词研究的初始面貌。只不过，这一时期成果多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关键词研究，而非单纯的特定领域(如哲学、历史等)的关键词研究。 魏晋至宋元是中国文化关键词研究的发展期。在此期间，理学字义、家规家训乃至谥法的书写均有采用“关键词”形式者，而关键词研究还被广泛用于诗论、诗品、诗格、诗法等文学批评实践之中，可谓遍及经史子集四部。以经学阐释观之，则有南宋陈淳《北溪字义》，按“命”“性”“心”“情”“才”“志”“意”等关键词疏解朱熹传授的四书要义。在此之前，唐代韩愈还接续先秦儒家“正名”思想而创立“原”体，在《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中以儒家思想重申“道”“性”“毁”“人”“鬼”等关键词之本义，借此拒斥佛老。以史部论之，谥号可谓概括历史人物一生的关键词。宋代郑樵《通志》卷四六《谥略·后论》记载了他对谥号本义与衍义的反思：“凡苏氏所取一百六十八谥，三百十一条，臣今只即一文以见义，即文可以见文，不必曰施而中理曰文，经纬天地曰文。即武可以见武，不必曰克定祸乱曰武，保大定功曰武。即孝可以见孝，不必曰慈惠爱亲曰孝，能养能恭曰孝。即忠可以见忠，不必曰盛衰纯固曰忠，临患不忘曰忠。且即文以见义，则文简而义显；舍文而从说，则说多而义惑。”⑨在子部儒家类的家规家训中，唐代杜正伦《百行章》每章述一品行，今存八十四章，即冠以八十四个关键词——“孝”“敬”“忠”“节”“刚”“勇”“施”“报”“恭”“勤”等，堪称一部道德伦理关键词专书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