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与张炜的这两本书的出版，在当今中国思想文化是一个“事件”，而且是必然会遭到各等聪明人物抨击的“事件”。因为它包含着一种使流行的话语权失落的危险和令为数不少的文人难堪的可能性，只要看看各等作家“创作”出来的“大众”文化——所谓的以大众的名义炮制出来的对人的原始欲望毫无节制的张扬就够了。在本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史上，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让不够格的文人们如此丧失任何理想地亵渎神圣，而作为平庸与无耻对立面的“神圣”则羞羞答答地退隐在历史的角落里。 这不能责怪历史。历史一直情愿让知识分子扮演“英雄”的角色。戊戌、辛亥、五四、北伐、抗战……中国的二十世纪风云多变，它是那么丰富多采地让知识分子担当了历史的主角，同时，又演出了多少活生生的历史正剧。那么，我们责怪什么呢？责怪谁让今日的文人们显得那么无脊梁，甚至有点儿下作么？他们与先辈们的豪情、奋斗、理想、胸怀天下的情操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 有人批评两张，说他们有“红卫兵情结”，如果说这是真的话，那么，今日文坛所出现的种种拜物主义，又何尝与“文革”无关呢？这是一批在二十年的教育失落中成长起来的整整一代人，从他们懂事那一天起，看到的就是神圣被亵渎，正义被践踏、嘲弄、拆解、调侃……从正面看，这在拆解一种陈旧的价值体系；从反面看，在建立一种与之相比在恶的程度上毫不逊色的价值体系。如果说我们认可它出现的必然性的时候，还显示出一点智慧理性的话，那么，当我们在自己没有别的选择而去称颂它的时候，就显得缺乏起码的历史眼光了。 恶，不一定要恶来代替，虽然有时候它的确是一个历史过程和事实。历史已经够宽容了，它让一些本来在当代中国精神发育史上根本不可能有建树的人物成为叱咤一时的英雄，好比当年在大后方舞台上演出了“屈原”、“天国春秋”一般，他（们）在今日社会的阵痛时刻，不无得意地尽情地宣泄自己的对意义、价值、英雄主义、理想追求、历史责任的嘲弄，扮演了一个个滑稽透顶的“当代英雄”的角色，而且在今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角色还会继续扮演下去。因为今日的历史是对任何企图重铸理想的人们来讲，都注定是充满痛苦的，艰难的。 这是一个“苦难的历程”——如果小托尔斯泰再世，他会再写一部当代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的这种陷入于内心的深深苦闷的历程吗？我对张承志、张炜的同情、理解，建立在对他们的信仰主义的价值态度的认同上，但要往前走，光凭作家的激情是远远不够的。历史需要思想。 对嘲弄与拆解一切理想主义的文人们来说，他们的思想资源来源非常明确；但对张承志、张炜等人来讲，对一切企图为当代中国的精神理想重建的人们来讲，我们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何种理想可以在深层面上抵抗这种汹涌的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之潮呢？要在没有制度式宗教传统的中国鼓动一种新的信仰主义吗？要在绚丽多彩的都市生活席卷着现代精神时眷恋与伸扬一种田园情趣吗？或者，要在古典资本主义的价值理想遭到来自他们的内部的合法性质疑时重提自由主义的软弱无力的教义吗？或者，要在社会主义运动处在本世纪最低潮的时候声明一种社会主义的新的精神纲领吗？ 哪一种是抵抗赤裸裸的物欲主义的解毒剂呢？的确，在重申精神与理想的前提下存在着各种不同的主张、分歧、见解和立场，存在着理性上的各种不彻底性和弊端。当前的“人文精神”的口号和主张，也许是一个综合体，一个各种历史价值合理性的包容器。它是今日最广泛的抵抗物欲主义的精神文化上的“统一战线”。然而，停留在这一点上是远远不够的。 无疑，与我们当下的历史进程相匹配，我们需要历史最深层面上具有活力的一种价值哲学，要有力度地论证人为什么而活着，要有力度地论证实现一种社会理想对个体生命的意义所在；要有远见地论证中国社会的当代发展的前景——为此，我们无法回避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这三大主义的讨论。我们今天不妨多谈点主义——在这样一个缺乏理想的时代。历史将不再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