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化反抗的流变:从北岛到崔健到王朔

作 者:

作者简介:

原文出处:
文艺争鸣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1995 年 08 期

关 键 词:

字号:

      一

      从7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的今天,近二十年当代中国文化的变迁亦显亦隐,巨大而又繁复。人们明显感受到它的内含和影响,却又无暇无力彻底分缕析、追根探源,往往只是在惊奇、震荡、迷惑和惊愕中,来不及作出更充分、更有力的反应,就被一潮又一潮的时代洪流挟裹着向前奔去,奔向意义可能愈发暧昧的世纪末和新世纪。

      时间之流无法人为地斩断,但我们站在今天回头望,不妨就把我们所站之处暂时定为一个大的文化时期的终点。按照通常的叫法,这一文化时期被称作“新时期”,也有人把它命名为“后文革时期”。对这一文化时期细分,可以划为几个文化阶段,每一阶段都有自己的文化代言人。文化代言人的出现和确立,有赖于他的文化行为和时代精神的契合。在这里用“时代精神”一词,必须加以强调性说明:它不是冠冕堂皇的官样文章,不是意识形态的虚构和硬性规定,它甚至也不是席卷社会的潮流——它正好是这一切的对立面。真正的时代精神具有生成性,最初往往是隐而不现的,所以文化代言人的角色最初是一个类似于“先觉者”的形象,他把时代精神“发现”和“发挥”出来,继而在一定的社会范围内被接受并引起矛盾和冲突。由此,我们可以确立文化代言人所代“文化”之性质:这种文化伴随新生的时代精神而生,对于先它而在的社会来说,它是陌生的、异质的,它向已定的社会文化形态、结构、意识挑战,以便争取自己的合法存在和权利。那么,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文化代言人,换成一个更清楚的说法,即是文化反抗的代言人。

      具体说来,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初,取得文化代言人资格的,非那些最优秀的朦胧诗人莫属,在本文中我选北岛为例;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风行中国的流行文化表述则当推王朔的小说。对比一下,其间的差别可能会给人以出乎意料的感觉——

      一、(1)“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2)“千万别把我当人”

      二、(1)“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2)“玩的就是心跳”

      从为了重新确立人类的基本价值而不惜牺牲一切的庄严宣告,到价值中心被有意识地消除之后的游戏与颓废,这一文化变迁过程的中间跨度是非常巨大的,但其间的发展仍有迹可寻,而且,仍能非常自然地找出横跨这一中间地带的文化代言人:摇滚歌手崔健。

      从北岛到崔健到王朔,接受的范围从小到大,接受者的层次却从高到低,从先觉者、文化精英到具有反叛意识的青年学生再到社会大众,基本上都有各自的对应项;从诗歌到摇滚乐到小说,其形式越来越趋向通俗,其精神内含呈现日益“向下”的变化。当三种具有内在关系又分明不同的文化表述在不同时期出现时,它们所遭遇的阻力由大到小,对社会的日常形态和一般意识所形成的挑战也由强到弱。大致说来如此,但具体的情形则要复杂得多。

      二

      奥斯维辛之后,再有诗,就是野蛮的。骇人听闻的并不是T.W.阿多诺的断言,甚至也不是那种刚刚经过的巨大创痛,而是“诗”对于创痛和灾难的视而不见、拒不承认和掩盖、化解。非常奇妙的是,文革的结束,并没有同时铲除作用于全民集体无意识的这种“诗情”,反而强化了它,使它愈加弥漫,愈加具有笼罩力。所谓“恶梦醒来是早晨”之类的普遍想法即是明证。时至90年代的今天,对于文革的心灵禁忌也许越来越少,但仍然很难保证从野蛮的“诗情”对无意识的“催眠”中普遍清醒了过来,仍然很难保证逃脱了意识形态那只神秘的手。①事实上确实有些变化令人啼笑皆非,而且不免要染上些绝望情绪:人们终于敢说那些灾难和创痛,但灾难和创痛无形中却变了质——它不再是人类的耻辱,而是个人的荣耀。“诗情”所散发的幸福意识不仅让人以为从此天下太平,而且掏去了以往创痛中的痛感,把灾难变成勋章别在迷醉和昏睡者的胸前。

      回顾当前关于朦胧诗的争论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这场争论从一开始到最后结束,都不是一场文学观念之争,局限于文学这个狭隘的概念中,永远也看不清争论的实质。当时指斥朦胧诗不是诗的人无意中点到了要害:朦胧诗人中最优秀的分子所写的确实不是那种“催眠”的诗,它拒绝同声合唱,拒绝借许诺未来以达到遗忘过去的目的的幸福意识,它要穿透普遍“诗情”的笼罩,发出不合谐甚至是刺耳的声音。从主流意识形态的立场上看,它当然是“非诗”。意味深长的是,当时朦胧诗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中都有相当一部分人有意识地在文学范围内争论是非,单就“看不懂”的普遍论调来讲,一是暴露出文学基本感受能力的退化,另一方面,未尝就不是一种巧妙的托词:不是看不懂所写的是什么,而是经过文革摧残和文革后幸福意识的作用,彻底丧失了历史感和现实感,丧失了正视真实生存情境的能力。

      从朦胧诗本身来看,晦涩的情况也确实存在。但同样需要强调的是,晦涩仍然不是一个在审美范畴内可以解释的问题,本质上它是一种受压抑、受排斥的话语不得不采取的表达策略,顺从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是不需要而且也不可能晦涩的,晦涩本身即包含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抗。

      在新时期伊始,一切向前看的主流导向下,北岛绝决地发表着一首首向后看的诗,诗成为抗拒个人或民族自发或被迫失忆的“法门”,成为自觉地承担历史和现实的阻暗重量的心灵形式。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为了每当太阳升起

      让沉重的影子像道路

      穿过整个国土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