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 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03)06-0670-07 绝大多数叙事学著作，对时间问题都有较详细的讨论。在外国，托多罗夫1966年在《文学叙事的范畴》中，将叙事时间划分为时间、语体和语式三大范畴。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讨论的“顺序”、“时距”、“频率”三部分内容更是直接对时间的研究，占全书大半篇幅。热奈特因为对叙事时间的详尽研究在叙事学界获得了崇高的地位。此后，追随热奈特的里蒙－凯南、与热奈特论争的米克·巴尔在各自的著作中都以专门章节论述了叙事时间，华莱士·马丁在对叙事学进行回顾时，也不忘绘制一张叙事时间表。在中国，无论是侧重介绍西方叙事学的《叙事学》、《叙事学导论》、《小说叙事学》，侧重运用叙事学理论来研究小说史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苦恼的叙述者》，还是侧重建立中国叙事理论的《中国叙事学》，都无一例外地对时间倾注了相当的精力。但在诸多对时间的讨论中，对时间的理解也不尽一致，出现了“写作时间”与“阅读时间”之分；“阅读时间”与“情节时间”之分；“故事时间”与“演述时间”之分；“小说时间”与“编年史时间”之分；“讲述时间”与“被讲述故事时间”之分等等。这些划分不乏交叉现象，使时间问题显得很复杂。在本文看来，叙事总是要表现叙事主体的某种意图和倾向，表现叙事主体的某种评价，叙事时间的安排同样要表现出某种叙事评价。本文主要讨论表现于文本中的“情节时间”，从叙事时间的顺序入手，探讨“时序”变形导致文本美学效果上的差异，分析“时序”变形对叙事评价的影响。 一 所谓“时序”，指叙事时间的顺序。叙事时间是相对于故事时间而言的，托多罗夫指出：“叙事的时间是一种线性时间，而故事发生的时间则是立体的。”[1](P294)用线性的叙事时间表现立体的故事时间，叙事文本往往会出现时序的变形现象，否则，严格按故事时间的顺序来展开叙述，容易使叙事成为流水帐式的记录，显得枯燥、单调。正如米歇尔·布托尔所说：“死板地按年代的顺序铺展故事，严禁回忆过去，会带来使人瞠目的结果”[2](P140)。时序变形有很多种，诸如倒述、预述、插述、交错等，但基本的时序变形只有倒述和预述两种。倒述指某个事件的叙述在迟于“故事”应该发生的时刻来进行，或者对某个人物的交代在迟于应该交代的时刻来进行；预述则相反。明言之，倒述“是在事件发生之后讲述所发生的事实”，预述是“提前叙述以后将要发生的事件”[1](P62)。无论倒述或预述，都体现出叙事评价某种程度上的变化，这一变化大体可分为强化和弱化。 叙事评价的强化，与倒述和预述的明晰化有关。明晰的倒述可以是对事件的倒述。对事件的倒述往往是因为两个或多个事件交织在一起，无法同时叙述，不得不说完一个事件后再说另一个事件。中国小说中常见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便是倒述的明显标记。《水浒传》第四十九回在宋江三打祝家庄的主线之中，倒述了解珍解宝被陷害，引出一批人投梁山的故事。这一倒述使这批人在第三次攻打祝家庄时的出现不显得突然，同时鲜明地体现出“官逼民反”的情形和梁山对好汉们的感召力，与叙述者的总体评价保持一致。倒述也可以是对人物的倒述。在人物出场后，对人物的身份来历或此前的重大活动进行扼要的介绍，人物的性格特征由此得到大致的规定，叙述者也由此对人物有了评价基调。倒述还可以是叙述者的自我回忆，即自我倒述。鲁迅《伤逝》的主体便是叙述者涓生的倒述，开篇一句“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诲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可视为倒述的标记。叙述者的自我倒叙往往赋予文章一种感伤色彩。《伤逝》通过涓生的内心忏悔，写出了“我的悔恨和悲哀”，小说通篇都沉浸在感伤悲哀的氛围之中，在这一氛围中，叙述者的价值取向得以表达。强烈的感情色彩使叙事评价显得分外醒目。如果没有自我倒述，叙述者很难将“悔恨和悲哀”之情表现得如此动人心弦，也很难使人一下子就清楚他的倒述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悔恨和悲哀”。 明晰的预述也离不开叙述者的指点。这种指点既可以是局部指点，也可以是关于整个叙事的指点。局部指点，如话本小说《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当范二郎跟踪周胜仙回家时，叙述者指出：“因这一去，引起了一场没头没脑的官司”，明确预示了跟踪将引发的后果。从叙述语气看，叙述者似乎认为，如果没有范二郎的跟踪，这场官司就不会出现，范二郎的跟踪有点无事生非的意味；而这场官司的“没头没脑”，又明确预示了官司的复杂性和难解性。由此看来，这一预述，既提前交代了“官司”，使读者心理有所准备，又表露出叙述者对范二郎跟踪的隐隐约约的不满和对官司的复杂难解的担忧。整体指点，如《水浒传》一开头就指出：“三十六员天罡下临凡界，七十二座地煞降在人间”，“直使宛子城中藏猛虎，蓼儿洼内聚飞龙。”既说出了梁山108将之数，又点明梁山好汉是“猛虎”“飞龙”，并用“宛子城”“蓼儿洼”预示了事件发生的地点。这一预述中，叙述者的总体倾向很明显，即梁山108人都是英雄好汉。对照后文，这一倾向性更明显。在武十回、林十回中，武松、林冲的英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不愧有天罡之威严，地煞之气概。尤其是当入伙梁山的英雄上山动机不充分时，叙述者一句“也是地煞星一员，就降了”便解决了一切，将人物的行动与预述应合起来。以此观之，《水浒传》开头的预述，其实已奠定了《水浒传》整个事件的基础，也昭示了叙述者的评价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