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性”(Literariness)问题，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范畴。尤其是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文学”(Literature)和“文学的”(Literary)同样成为了问题。值得认真辨析和进一步清理。 就文学性而言，雅可布逊在论及文学科学的对象时认为：“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即那个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注：Garvin Paull.A Prague School Reader on Aesthetics,Literary Structure and Style[M].Washington DC: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1964。）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本身的特性，是文学与一切非文学比较所具有的差异性，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那种东西。所以，“诗对它所陈述的对象是毫不关心的”，（注：Matejka Ladislav and Pomorska Krystyna.Readings in Russian Poetics:Formalist and Structuralist Views[M].Cambridge,Mass:M.T.T.Press,1971。）文学的本质特性只能在作品本身，而不可能在其它区域。如何才能让读者强烈地感受到文学的“文学性”呢？形式主义者提出“陌生化”范畴，认为文学的文学性通过陌生化呈现出来，是艺术形式的陌生化使文学的文学性获得了价值。可以说，在新批评那里，文学性是文学成为文学的质的规定性。 近来，美国后现代理论家大卫·辛普森(David Simpson)认为，当今世界出现了所谓“后现代文学性统治”。（注：辛普森《学术后现代？》杨恒达译，载《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这一说法，引起不同的反响。在我看来，只有在对后现代文学性问题各种看法分析的框架中，才能看清后现代文学性问题的症结所在。因而本文的主旨在于：分析文学性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语意滑动，并根据当代生活世界及文化现状考察文艺学转型问题。我注意到一种有意义的看法：“时代是变化的，而关于时代的思考却在变化中沉淀为一种就每个时代的智慧的原则而言，古希腊是正义，中世纪是恩惠，近代是自由；就人的规定而言，古希腊为英雄，中世纪为圣人，近代为公民。于是，每个时代也有不同意义的存在：古希腊是在场，中世纪是给予，近代是设立；同时，思想也具有不同的形态，古希腊为洞见，中世纪为信仰，近代为生产。”（注：彭富春《走出后现代话语——论博德尔关系构成的思想》，《哲学研究》1999年第5期。）这意味着，随着时代的变化，一些本质性的东西有可能会呈现出新的差异，这种差异也许会形成本质性的断裂。 一、后现代文学的文学性消散 “后现代主义”这些年在学界热了起来，不管是强烈的批判者，还是积极的支持者，对是不是有后现代，什么是后现代这类常识问题已经不再感兴趣，而是面对后现代社会的到来，认真思考一些更为深层的问题。如今，后现代“文学性”问题论争，形成了后现代文学与其他学术类型的内在链接和交锋，因而回到后现代诸多理论家的文本中，看他们究竟怎样看问题，找到入思的角度尤为关键。 1.德里达：文学与哲学的整合性 在解构语境中，解构造成启蒙现代性的终结，并开启了后现代主义。德里达相信解构可以通过新的方式激发进步、解放和革命。解构本身就是一种颠覆性的革命，而不是激发。值得注意的是，德里达区分弥赛亚、弥赛亚主义、弥赛亚性。在他看来，弥赛亚主义是等待某个特定人物的到来，他是由上天派来的，将为大地带来和平与公正，其关键是对公正的期待；而弥赛亚性是经验的昔遍模式，就是超越了某一确定的弥赛亚主义，超越了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而是等待某人的到来，它是一种敞开，面向未来，面向即将来临的人，面向一切存在的未来，是一种不确定的允诺；弥赛亚是一种记忆，是亚伯拉罕的遗产，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共有的历史遗产。德里达强调的这个结构是超越了一切文化，一切社会历史的规定性。就是说他是对公正的期待，是对未来的联结。（注：杜小真、张宁主编《德里达中国讲演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德里达认为，要注意以二元对立的平面逻辑重新建构的一体化的霸权，因为女权主义有可能在这二元对立当中建立一种女权主义的霸权，男权中心主义也可能在二元对立基础上建立男权主义霸权。所以，任何运动都有可能成为新的二元对立，这种二元对立一直是解构的对象。值得注意的是，德里达强调：文学和哲学文本的解拆总是对未来敞开，它在自身不断的否定中生成新的意义。他在《弗洛伊德与书写的意味》一文中写道：“文本不存在确定性，哪怕过去存在的文本也不具有确定性。……所有文本都是一种再生产，事实上，文本潜藏着—个永远未呈现的意义，对这个所指意义的确定总是被延搁，并被新的替代物所补充和重新组构。”没有永恒的文本，也没有永恒的意义。文本因自我解拆而遭遇死亡，然而又因自我批判而超越死亡。文本的生命不在于其背后实在地存在一种观念，而在于它自身就是一个永远无解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答等待着无穷的新问题的解决。文本的这一特性使意义的寻求成为一种追问活动。正是在语言之中而非在语言之外，文本使自身向问题开放，并使得意义的产生伴随意义追问活动的整体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