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10）01－0028－06 众所周知，本体论就是存在论，关于存在的思考势必深入到宇宙人生的复杂状况的本源及本质。这种追问并非始于ontology，这个字于17世纪的出现，在人类哲学思想史上本体论的关注常常以不同形态搅拌或隐蔽于不同的分支问题中，虽时有起伏而无间断，更无终止。现代哲学本体论一方面认为，对于存在，本质并不比现象更值得关注，因此表现为对本质论和认识论的超越；另一方面受现象学的影响，又要去追问更深一度的存在本质，此为从现象学到存在主义的思想线路。在这种哲学氛围中，19世纪末到整个20世纪的文艺思想潮流：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人本主义，无论是“语言转向”还是“人类学转向”在其深处都或显或隐地贯穿一个“本体论转向”。本质于存在中与复杂的现象缠结在一起常常处于被隐蔽状态，其裸露又常常以简单一元论遮掩着多重本质的关系。把文艺的审美本质安放在这样一种哲学根基上的文艺本体论与存在主义从人的生存基本状态和意义出发来看文艺之本质及有关的问题。柏格森和狄尔泰的生命哲学把文艺作为生命流动发射出的一种本能冲动。尼采所谓酒神与日神之冲动也根于生命本能。此外还有福柯建立在尼采“把自己做成一件艺术品”审美主义基地上的“存在美学”，以个体自我作为实验品以生存意义与价值挑战生命的极限体验。这些带有哲学本体论特征的文艺观对“存在”的分析各有千秋，并都有多少带有忽视人作为社会存在之现实关系规定的倾向。文学在语言形式上的本体论问题是美国新批评派理论家兰色姆到韦勒克等提出的文学绝缘于社会存在之内部规律自律论。形式主义与“新批评”把文学与作品外部东西区分开来表现为语言本体论倾向。下面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内。 一 20世纪80－90年代之交，我国文学理论与美学界纷纷从主体论、方法论、观念论转向本体论。1994年王岳川推出了我国第一部《艺术本体论》专著，以史论结合方法，突破新批评语言本体论的对文学自律性的局限，立足于本体论与认识论、价值论的统一，展开论述了艺术的审美体验对生命超越的意义和人类精神上的价值。① 这可以说代表着我国文艺本体论研究的一个台阶，但是问题又从文艺学折回哲学。 1996年，朱立元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本体论转向进行了概括，试图在哲学上从“本体论”与文本及“本性论”“本源论”的关系总结性地清理这一“转向”在中国所带来诸多概念的“误译”“误用”，特别强调“本体的含义不是本源本质”，其最终目的是要弘扬其本人力主的“实践美学”的“实践本体论”之哲学基础。② 1998年，高建平撰文与朱文商榷，他从西方哲学史清理了本体与根源、本体论与逻辑学的关系，特别是从朱文对海德格尔的现代本体论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关系上的“误解”和“误导”澄清了许多哲学知识和概念上的混乱。③ 确实，不首先在哲学史上弄清楚相关的基本概念范畴，匆促将文学理论安放在哲学本体论上，肯定难免捉襟见肘，甚至陷入一片混乱。本体论研究不可避免地要追问到有关世界作为统一性存在的本源与本质。高建平的文章指出了有关本体论“对事物根源或本源”的追问与“起源论（或发生论）”对事物原生状态追问的区别。这个哲学本体论的讨论对于文艺本体论更上一个台阶是有益和必要的。 从“存在是什么”追问到“世界是什么”“万物从何处来”直至“人是什么，从何处来”，对于文艺学最后必然归结为“文学是什么”“艺术是什么”的问题。这样抽象定义式问题容易陷入本质主义或教条主义，特别在反本质主义大行其道之时，对于文艺的本质论提问转移到关注其过程与功能之“文艺何为”。 文学界本体论上的种种讨论往往返回到哲学问题，但是“存在是什么”的形而上思考又并不能完全解决文艺的问题。在朱立元与高建平讨论之后约十年间有关论著不断涌现，在文学本体论上立论者各陈其词，相当多的文章只是在既有的文艺学问题中注入一些本体论概念，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并非易事。 2004年王元骧的《评我国新时期的“文艺本体论”研究》也对有关的问题进行了综述评论，并在一系列相关文章中试图吸纳从德国古典到现代有关的历史思想资源，将文艺本体论问题纳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轨道。他对王岳川的观点基本持肯定态度，对其中一些正确的东西未得到学界应有的注意感到遗憾，也批评了我国文艺本体论中的“形式自律论”倾向。在自然本体论、人类本体论和生命本体论之区分上，王元骧以审美意识形态论以核心强调文艺本体论提供了文艺批评的“客观真理标准”，这就把本体论对认识论的隔离解除了，并且以立足于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之美学本体论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文化消费主义对峙。④ 有人认为这不仅是对文艺本体论的新拓展，同时也是“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工作。⑤ 这可不可以说是我国文艺本体论研究的又一个台阶呢？ 冯宪光排开西方哲学本体论的形而上学的路径，从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身的学术发展史视角，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分为四大“本体论生长点”：人类学审美本体论、意识形态本体论、艺术生产本体论和政治本体论形态，分别由四位作者写出了四部著作。冯宪光撰总导论认为：“四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体论形态在个别理论家身上以及整个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中，都存在交叉、融合、整合的特征。从整体上说，整合的最后走向是政治学文论”。⑥ 这样的思想资源系统清理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但似乎没有与国内所讨论的文艺本体论问题搭界。 尽管关于我国20多年来对于文学艺术本体论的研究已被反复陈述，这个话题至今未有衰竭迹象，2009年前三个季度不完全统计就有多篇以本体论为题的文艺理论文章见诸各学刊。如邓晓芒的《文学的现象学本体论》、⑦ 李西建的《解构之后：重审当代文艺学的本体论问题》、⑧ 董学文的《“实践存在论”美学何以可能》、⑨ 董学文、陈斌的《超越“二元对立”与“存在论”思维模式——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文学、美学本体论》、⑩ 刘阳的《在后形而上学意义上重建文学本体论——新世纪文学本体论研究的理据分析》(11)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