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野蛮人”到“好邻居” 三十余年来，在大陆学界的文艺理论研究领域中，学者们一直对文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多有争论。他们虽然立场各异，但在理解“政治”概念的主要表征方面达成了基本共识，即具有显著的排他性价值关怀的政权①。时至今日，这种单一认知依然普遍，它潜在地制约了关于文艺活动空间的讨论。少数学者敏锐地意识到这一问题，并积极寻求新的解决途径，如重新定位文艺研究的“政治维度”，将之理解为“作为公共领域内自主行动意义上的政治”②；或将一些政治哲学家重新界定为“政治科学学者”，借用他们的理论框架为文艺研究提供更多的解释③。不过，前者的理论重心停留在对政治“是何”的推导之上，后者在实质上并没有脱离政治哲学的范畴。两者既未对政治的具体内容(即究竟“为何”的问题)做出详细解释或证明，亦不关心政治的作用方式和过程(即“如何”的问题)。这些不受重视之处正是政治学关注的重点。正如安德鲁·海伍德(Andrew Heywood)曾指出的，政治学人所使用的语言虽然与其他群体相似，但两者抱有兴趣的对象分别是“政治理解”和“政治鼓动”。同时，“政治”概念本身也随着世易时移而越发“含糊不清，常常成为敌对和争论的主题；它们可能还‘荷载’着连其使用者也不甚了然的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韵味”④。藉此，本文力图对文艺理论中的“政治”概念进行梳理和反思，并基于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主脉来把握，为厘清和拓展文艺与政治之关系提供一孔之见。 当代文艺理论和现代政治科学拥有百年左右的平行历史，但相互的交织极为罕见。前者的“好邻居”⑤是哲学、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政治学只是一个远远徘徊在其殿堂之外的“陌生人”甚或“野蛮人”。对于文艺理论家而言，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获取的政治经验和在各种哲学文本中获取的思考，似乎不仅为其政治观念提供了充分的资源，也已道尽了政治的真谛。与之相较，来自于政治科学的枯燥分析有如“蛮语”。对大多政治学家来说，即便有着丰厚的文艺素养，也认为文艺理论中的政治见解不啻“天书”。在这种“相看两生厌”的背景之下，很容易理解为何政治传播学巨擘穆雷·埃德尔曼(Murray Edelman)出版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著作《从艺术到政治：艺术作品如何塑造政治观念》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文艺理论家的重视，在政治学界也被视作“不务正业”。实际上，与此同时，已有政治学家提出了“为什么政治学家要学习文学”的问题，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甚至在1994年的年会上组织学者专门讨论“何种文学能教我们政治”⑥。不过，二十年来两者的生疏境况并未得到明显改善，足以证明政治学对文艺的深重偏见，以及对前述问题之解答的无视。回到文艺理论中，它一方面对“政治”概念青睐有加，另一方面对政治科学漠然视之，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颇为吊诡的情形。我们认为，文艺理论家和政治学家之间不仅需要、也能够平等地合作，从而涌现出更多深刻的认知；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从主体间性的立场上对彼此之命运的察思，有利于在知识再生产的意义上获得来自“邻人之爱”的坚实支持。 在文艺和政治之间构建一种“命运共同体”，或许是诸多乌托邦中最不可能的一种。但是，如果这种共同体比之两者间相互征用或冲突的状态更有助于提供广泛的福祉——无论是在理论意义上还是实践意义上，那么这种尝试也就具有了必要性。由此，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何种“政治”概念能够与文艺理论相互适恰？其解答之道不可能是粗鲁地将政治科学的见解灌输到文艺理论中，那只会适得其反，引发双方厌恶。广义的文艺理论横跨诸多学科领域，本文限于篇幅，选择图像学这样一个较小的切入点来探讨此问题。择取图像学的理由在于：它在文艺理论中具有较高的代表性，能够以图像为核心辐射至艺术史、美学、文学和文化研究等诸多领域⑦。而且，图像学自其诞生之初就关切政治问题，无论其分析理路经历何种变迁都未改其初衷，这有助于我们在长时间里把握图像学或文艺理论中政治观念的变化过程。为此，本文首先探讨图像学的“正统”，即瓦尔堡学派的政治观念，继而分析米歇尔、贝尔廷和彼得·伯克等重要的图像学理论分支在“政治”概念上的差异性理解，并简评对美学研究中的政治观念有着重要影响的当代哲学家雅克·朗西埃等人的观点，最后铺设一条图像政治学的理路，基于政治史和政治学两种不同方向，探讨政治科学在何种方面、以何种方式为图像学的发展提供一种具有系统性的理论动力。 二、政治图像学：瓦尔堡传统的再命名 现代图像学之所以能够超越传统图像志研究，阿比·瓦尔堡功不可没。秉承瓦尔堡的学术取向，早期瓦尔堡学派的核心人物如潘诺夫斯基和贡布里希等奠立和巩固了艺术史研究中图像学的地位。近三十年来，马丁·瓦恩科(Martin Warnke)和乌韦·弗莱克纳(Uwe Fleckner)等几任德国瓦尔堡图书馆馆长不断推进图像学对政治议题的关切——他们甚至自称其研究路径为“政治图像学”。在该派有序的理论传承中，对政治的态度不断发生变化，它从一个宽泛的、从未准确显现其意义的概念，演变成一个相对明确的分析对象。不过，其蕴含的内容仍然非常有限，集中于一些具有强烈功能主义倾向的政治表象。 瓦尔堡生活在一个政治动荡的时代，政治世界的剧烈嬗变，尤其是战争，曾对其心理状态造成巨大伤害。世俗政治因其种种不堪的经验，自然难以列入瓦尔堡的“好邻居”之列——其主要的“对话学科是考古学、人类学、心理学和文化批评”⑧。这并非说他对现实事务漠然视之，恰恰相反，以描绘“人类情感表达的历史心理学”为己任的瓦尔堡期望在图像之中发掘出人类内在精神世界的演化规律。这是一种能够“自由地”穿梭于诸多知识领域边防线的图像学方法，它将“古代、中世纪和现代世界视作一个统一的历史整体”⑨。瓦尔堡认为自己的新发现契合于政治史的框架，但这个概念在其文献中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解释，作为一种极为日常性的用法，他所言的“政治史”指的是客观世界的变化，与政治学对此概念的理解有一定距离。在瓦尔堡初构现代图像学的20世纪初，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和查尔斯·梅里亚姆(Charles E.Merriam)等英美政治学家已经贡献出现代政治学的重要奠基性文献，并且与瓦尔堡同样极为关注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遗憾的是，他们之间没有交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