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67(2006)03-0111-07 如今，“互文性”业已成为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领域风头正健的关键词，采用互文性的视角分析文学文本和文化现象的论文和专著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对于互文性的存在理由、互文性的定义这种形而上的根本性问题却鲜有人问津。笔者不揣简陋，对以上问题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互文性的存在理由 互文性，又译为“文本间性”、“文本互涉”，英语为" intertextuality" ，法语为" intertextualité" 。它的拉丁语词源" intertexto" ，意为纺织时线与线的交织与混合。按照字面意思理解，互文性就是文本之间互相指涉、互相映射的性质。“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这一概念是由法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女性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于1960年代创立的。她宣称：“‘文学词语’是文本界面的交汇，它是一个面，而非一个点(拥有固定的意义)。它是几种话语之间的对话：作者的话语、读者的话语、作品中人物的话语以及当代和以前的文化文本……任何文本都是由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互文性的概念代替了主体间性，诗学语言至少可以进行双声阅读。”[1] (pp.36～37)作为文学理论家的克里斯蒂娃创造“互文性”这一术语，主要是针对文学文本而言，她著有《界限文本》、《词语·对话·小说》、《小说文本——转换式语言结构的符号学方法》等论文，具体探讨了小说中的互文性现象。问题是，互文性是人类智力领域共有的现象，还是为文学艺术所独有？如果是人类智力领域普遍的现象，那么为何互文性的概念最先在文学领域提出，而不是在科学① 领域或者其他领域？文学艺术中的互文性与科学中的互文性有无区别？ 如果把互文性理解为文本之间互相指涉、互相映射的一种性质，那么，互文性并非文学艺术所独有，而是人类智力领域一种普遍的现象。可以说，只要有文本——文学艺术文本、科学文本、历史文本等等——存在，就有互文性。文学艺术自不待言，即使是以逻辑严密、价值中立为圭臬的科学论文也少不了在行文中添加注释和文后列出参考文献，而这些都是再明显不过的互文性标志了。 两个文本之所以具有互文性关系，它们之间一定有某种相同之处，即相互指涉、相互映射的部分。但是，互文性的研究价值并不在于“同”，而在于“异”——“同中之异”。亦即原文本的一部分进入当前文本，这一部分必须获得不同于原文本的新的意义，这样才有研究的价值。当原文本的一部分进入当前文本时，产生了哪些新的意义？这些意义与所进入文本其余部分的意义形成了怎样的对话关系？新的意义和对话关系是怎样生成的？其中有无规律可循？这些问题才是互文性研究所关注的。互文性的价值正在于文本之间的异质性和对话性。如果原文本的一部分进入当前文本后，与原来相比没有产生异质性，在新文本中没有生成新的意义、形成对话关系，那么，这样的互文性就没有多大的研究价值。 基于以上立场，可以将互文性分为积极互文性和消极互文性两种类型。对于这两种互文性的命名，笔者受到修辞学家将修辞分为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的启示。按照著名修辞学家陈望道先生的解释，所谓积极修辞就是“要它有力，要它动人。同一切艺术的手法相仿，不止用心在概念明白地表出。大体是具体的，体验的”[2] (p.47)。消极修辞就是“使当时想要表达的表达得极明白，没有丝毫的模糊，也没有丝毫的歧解。这种修辞大体是抽象的、概念的。”[2] (p.46)。如同积极修辞“经常崇重所谓音乐的、绘画的要素，对于语辞的声音、形体本身也有强烈的爱好。走到极端，甚至为了声音的统一和变化，形体的整齐和调匀，破坏了文法的完整，同时带累了意义的明晰”[2] (p.52)，积极互文性是指当互文性要素进入当前文本后，发生了“创造性的叛逆”(creative treason，埃斯卡皮语)，与原文本相比产生了新的意义，与当前文本形成了某种对话关系。而消极修辞“必须处处同事理符合，说事实必须合乎事情的实际，说理论又须合乎理论的联系”[2] (p.49)。相应地，消极互文性则是互文性要素进入新的文本后，与原文本相比意义没有发生变化。 互文性是文学艺术的重要属性，每一文学艺术文本都是独创性和互文性的统一。作者首先是读者。在他创作文学艺术作品之前，他已经读过许多文本。作者不可避免地要对以前的文本进行吸收、借鉴和改造。作者完全不可能用“纯真之眼”看世界。他那双“纯真之眼”还未看见世界，形色杂混的令人难受的冲击就刺痛了“纯真之眼”[3] (p.17)。文学艺术中的互文性几乎全是积极互文性。 首先，文学艺术的独创性决定了它的互文性是积极互文性。独创性是文学艺术的生命。文学艺术旨在张扬作者个性，凸显文本的独一无二性。文学艺术作品所展示的世界，是通过艺术家个性透镜折射过的世界，这些极强的个性既不会混淆，更不会相互取代。美国心理学家阿瑞提说： 毫无疑问，如果哥伦布没有诞生，迟早会有人发现美洲；如果伽利略、法布里修斯、谢纳尔和哈里奥特没有发现太阳黑子，以后也会有人发现。只是让人难以信服的是，如果没有诞生米开朗基罗，有哪个人会提供给我们站在摩西雕像面前所能产生的那种审美感受。同样，也难以设想如果没有诞生贝多芬，会有哪位其他作曲家能赢得他的第九交响乐所获得的无与伦比的效果。[4] (p.387) 在文学艺术中，当原文本的片段，经过当前文本作者的“过滤”，进入当前文本后，大都会发生变异。因此，文学艺术文本中很少有直接引语式的互文性，更多的是经过作者消化吸收和改写变形后的互文性。克里斯蒂娃认为，“互文性的引文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或直接的，而总是按某种方式加以改造、扭曲、错位、浓缩或编辑，以适合讲话主体的价值系统。”[5] 退一步讲，即使两个文本存在完全相同的片段，其意义也是决不相同的。美国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提出著名的“影响的焦虑”理论，他以诗歌为例，指出作为迟来者的诗人始终处于前代的强力诗人造成的巨大的“影响的焦虑”之中，他们以各种“创造性的误读”的形式，与强力诗人展开殊死搏斗，“一部诗的历史就是诗人中的强者为了廓清自己的想象空间而相互‘误读’对方的诗的历史”[6] (p.3)。但是，正如布鲁姆本人所言：“诗的影响并非一定会影响诗人的独创力；相反，诗人的影响往往使诗人更加具有独创精神。”[6] (p.3)其实，“创造性的误读”就是一种颇具独创性的积极互文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