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9)01-0098-07 马克思在1857年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简称“不平衡关系”——引者注)。”[1](P760)这句话自1903年《导言》发表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未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有意味的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却在中国引起了两次较大的论争。 一、第一次论争 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那场论争是由《文艺报》发起的，争论双方及其文章题目分别是：周来祥的《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文学》[2]，张怀瑾的《马克思关于艺术与物质发展不平衡规律是“过时”了吗？》[3]。仅从题目看，便知他们分歧的焦点在于，所谓“不平衡规律”在社会主义时期是否已经过时？但无论是持“过时”论的周来祥，还是主“未过时”说的张怀瑾，其立论的逻辑前提却是一样的，即马克思的“不平衡关系”是“不平衡规律”。然而，既然论者们主张“不平衡”是一种规律，而规律成其为规律正在于它的适用性，那么，“不平衡规律”是否“过时”之争便无争论之必要。透过这层逻辑上的缝隙，我们发现，他们所争论的乃在于如何理解这条所谓的文艺“规律”，而双方分歧的真正焦点则在于，在社会主义时期产生这一“规律”的条件是否已经消失。 周来祥认为，“不平衡”“是专指几千年剥削阶级居于统治地位的旧社会而言的”，“这一矛盾的根源只能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去找”。“在我们的时代”，这一规律“已经过时了，因为产生这个规律的剥削制度被推翻了，产生这个规律的条件已经或正在消失着”。因此，这个说法“已逐渐失去作用，正在被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相适应的新规律所代替”[2]。依周来祥的理路，“不平衡”只是旧的剥削制度的产物，既然新的社会制度已把旧的剥削制度推翻了，那么，“不平衡规律”也将随着产生这一规律条件的消失而消失。如果说这一规律仍适用于新的社会制度，那么便意味着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剥削制度。因此，为了给社会主义社会已不存在剥削制度提供证明，他唯一的选择是：“不平衡规律”已不适用于“社会主义文学”。 张怀瑾认为，“不平衡”“是一个在文学史上一再加以证实了的普遍规律”[3]。既然“不平衡”是“普遍规律”，那么，它在包括社会主义阶段在内的任何一个时期都不会过时，这个结论也便蕴涵在那个逻辑前提里了。鉴于当时文艺领域正随着经济领域的“大跃进”而一起“大跃进”，并考虑到《文艺报》乃是为了证明毛泽东的“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4](P6)这一论断而掀起的关于所谓“不平衡规律”的讨论，张怀瑾这位西南联大中文系1946届高材生能够发出上述声音，其并非自觉的勇气已足以令后人敬佩了。不过，在那个学术政治化色彩较浓的时代，张怀瑾同周来祥一样，把批判理性简化为解读现实秩序符号，这种思维定式甚至在“思想解冻”初期仍不同程度地延续着。 这里有必要提及一篇题为《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的长文，作者是时为山东大学中文系四年级学生的李基凯、梁一儒。这篇文章带有那个时代的特点，它所批判的对象是周来祥。周来祥的《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文学》一文乃是为“我们的时代”的“质的飞跃”提供理由化的辩护而力主“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相适应的新规律”的，在这一点上，李基凯、梁一儒同样声称“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里，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相适应的这条新规律是永恒的”[5]。究其根底，双方的分歧在于，在“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相适应的新规律”发挥作用之前的“旧社会”里，究竟是否存在着所谓“不平衡规律”。周来祥认为这一规律是存在的，而到了“新社会”就过时了；李基凯、梁一儒则认为根本就不存在那个“不平衡规律”，所谓“过时”、“不过时”也就无从谈起。新社会、新制度、新经济、新文艺、新规律——一切都是“新”的，这就是他们的逻辑基点。故其文章的结论是：“每一社会、每一时代的文学艺术的发展变化，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显然，这是从当时的教科书上搬来的根据。这类文章，与其说是在探讨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不如说是在对学术研讨之外的某种社会背景提供论据。 二、第二次论争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那场论争是借思想解放的东风展开的，论争的始作俑者是参与了上次论争的张怀瑾。他率先发文重提旧话[6]，以期把上次因学术之外的缘由而中断了的论争继续深入下去。很快，质疑者纷纷发表己见。这次论争的核心话题是：怎样理解“不平衡关系”？由此引发的两个具体问题是：其一，“不平衡”是不是一种“规律”？其二，造成“不平衡”的根源究竟是什么？ 关于“不平衡”是不是一种“规律”，包忠文的提问方式富有启发性。他说：“在我看来，问题不在于如何理解这个规律，也不在于这个规律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的文艺运动，而在于有没有这个规律；这个规律是不是马克思提出来的；这个规律又是否反映文艺历史发展的实际。”在他看来，马克思所谈的是“不平衡关系”，并非“不平衡规律”。“既然是‘关系’，就可以说是一种规律，也可以是一种现象。”[7]按说包忠文这一提问方式可以把问题引向澄明之地，可惜的是，他却同被质疑者一样陷入了由对“必然”与“偶然”这对范畴的思辨而自我设定的逻辑怪圈，尽管他们的结论完全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