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开始阶段(1978年-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开始，真理标准大讨论展开，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中国社会开始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思想束缚逐渐解除，全民性的思想解放运动逐步兴起。这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历史等的转型时期，也是重新确定文艺身份的转型时期。批判僵化的话语环境和扭曲的文化思想路径，反思文艺的本质、价值、地位，重新争取曾一度失去的学术话语权力和启蒙地位，成为人文知识分子的共同行动。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思想背景下，从“文革”摧残中走出的文艺理论对文学与政治关系以及人性、人道主义等问题展开批判性反思，从而开始了新时期文艺学的批判反思期：文艺逐渐摆脱政治的工具论、从属论、服务论的偏颇和束缚，“人”的意识开始复苏和觉醒，表现为人性、人道主义、异化问题讨论突破原有的理论禁区，“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得以确立，对于文学本质的认识也开始向深处挺进。 本文拟从“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入手，重点探讨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论关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新思考，以及与此相关的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重新认识。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文艺理论的最重要突破之一就是“文学是人学”的命题的重新确立。这是人们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重新学习和思考，并应用于批判根本否定人性、人道主义的极“左”思想，正确总结、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的历史实践和经验教训所取得的重大进展，也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要体现。 这一进程是以1980年第3期《文艺研究》发表钱谷融先生写于1957年10月26日的《〈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为开端的。《论“文学是人学”》一文是钱谷融先生1957年2月在“双百方针”鼓舞下所写的一篇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史上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文章。该文在1957年5月号《文艺月报》发表后不久，就遭到了文艺界和理论界的广泛批判，后来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的大毒草”。从此，一直到“文革”时期，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等问题成为理论禁区，在学术界包括文艺理论界基本上不允许讨论。 那么，《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究竟提出了什么观点？何以会在政治上遭到如此批判和封杀？这里试对此文的主要思想作简要的概述：第一，该文借用高尔基的有关说法，在中国首次明确提出了“文学是人学”这一符合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重要命题，并从几个重要方面以符合文艺自身规律的方式对这个命题作了有说服力的阐述，在中国当代文论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第二，阐述之一，是批评了季摩菲耶夫关于“人的描写是反映整体现实所使用的工具”的“人是工具”的观点，提出了文学“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确立了人在文学里的中心地位，强调指出人的描写不是“工具”和“手段”，而是“文学的目的所在，任务所在”。第三，阐述之二，是进一步从价值论角度论述文学作为人学的思想内涵：即“不仅要把人当作文学描写的中心，而且还要把怎样描写人、怎样对待人作为评价作家和他的作品的标准”；并首次突破长期以来把一些思想倾向落后的作家能够创作出伟大作品归因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战胜落后世界观的结果的主张，明确提出“在文学领域内……作家的对人的看法，作家的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就是作家世界观中起决定作用的部分”，认为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的成功，与其“说成是现实主义的胜利，倒不如把它当作人道主义的胜利来得更恰当些”。第四，阐述之三，是论述了人道主义精神的核心内涵，特别突出了人道主义精神在文学中巨大、根本的作用。 在第四点中，作者首先区分了作为历史思潮的人道主义和作为人类普遍精神的人道主义，指出“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来说，虽是十六、十七世纪时在欧洲为了反对中世纪的专制主义而兴起的。但人道主义精神、人道主义理想却是从古以来一直活在人们的心里，……我们无论从东方的孔子、墨子，还是从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言论著作中都可以发现这种精神、这种理想”，就是说，人道主义的精神、理想是贯穿古今、跨越东西的人类普遍精神。 其二，作者精辟地概括了人道主义精神的核心内容，指出，“虽然随着时代、社会等条件的不同，人道主义的内容也时时有所变动，有所损益，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其中找出一点共同的东西来的，那就是：把人当作人。把人当作人，对自己来说，就意味着要维护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权利；对别人来说，又意味着人与人之间要互相承认、互相尊重”；在文学艺术中，这种人道主义精神就体现为“是用一种尊重人同情人的态度来描写人、对待人的”，“一切都是以人来对待人，以心来接触心的”。 其三，作者高度推崇人道主义精神在文艺中的巨大作用，认为“一切被我们当作宝贵的遗产而继承下来的过去的文学作品，其所以到今天还能为我们所喜爱、所珍视，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最基本的一点却是因为其中浸润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换言之，人道主义精神是全人类文学艺术宝贵遗产的精髓所在；所以，“在文学作品中一切都是从解放人、美化人的理想出发的，一切都是为了人的。……伟大的文学家必然也是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其四，作者通过与人民性、爱国主义、现实主义等当时流行的理论概念和评价标准的比较，明确把人道主义作为评价文艺作品价值的“最基本的、最必要的标准”，认为如果其他概念“并不是在每一篇古典文学作品的评价上都是适用的话，那么，人道主义这一概念，却是永远可以适用于任何一篇古典文学作品上的”，如果说人民性是评价文学作品的最高标准的话，“人道主义精神则是我们评价文学作品的最低标准，……是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而且是任何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着的(按：此话不确，极“左”的大批判就与人道主义相对抗)”。实际上，这里作者是把人道主义作为衡量文艺作品成就最基本、最核心的标准，即“最根本的和普遍适用的原则”，这一观点至今仍然是极富启发性的。 其五，肯定共同人性、普遍人性的存在。作者指出，“人性是随着时代、社会等等条件的发展而发展，因阶级性、个性的不同而有其不同的表现的。但尽管如此，仍不排除纵的方面的继承性，横的方面的普遍性，没有这种继承性与普遍性，人类的一切交往便都不可能，也就不可能组成社会，不可能有历史。而这种继承性与普遍性的基础就是共同人性”；当然，作者并没有将普遍人性与阶级性截然对立起来，他强调“只有历史上的先进阶级才能发展人性，……而那些落后的、反动的阶级，就只能阻碍人性的发展，甚至戕害人性”。[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