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0712(2017)01-0047-05 媒介是文学文本的物质载体，是文学阅读得以实现的物质基础，它对文学阅读行为必然存在影响。因此，媒介与阅读的关系，本是文学阅读研究的必有向度。不过，在漫长的文学研究史中，只是到了接受美学的兴起，文学阅读的研究才得以系统化。而在文学阅读研究中，更只是到了最近几年，由于以网络媒介为代表的新媒体对传统印刷媒体的冲击，媒介与文学阅读的关系才受到真正关注。由于这种关注是随着当代媒介转型而发生的，许多研究自然贯穿了这样一种比较意识，即将20世纪80年代印刷媒介语境中的文学阅读与今天新媒介语境中的文学阅读进行比较，结果却形成了文学阅读式微或者阅读危机的论调。情况果真如此吗?我们又应该如何来认识20世纪80年代和新媒介中的文学阅读?本文试图对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阅读进行语境化后的再认识，对新媒介中的阅读行为进行更为具体的考察，以求丰富我们对这一议题的认识。 20世纪80年代人们究竟是怎样阅读的?20世纪80年代经常被描绘成一个文学阅读、乃至深度阅读的黄金岁月。有学者列举了大量数据来印证：《十月》的发行量在1981年已达到60万份；《收获》和《人民文学》的最高发行量分别达到100万和150万份；20世纪80年代初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北京大学的大学生几乎人手一册；萨特的《存在与虚无》1987年第1次印刷达37000册；卡西尔《人论》一年内就印了24万本；等等[1]。也有人热情回顾当年的阅读经历： 当时，看“硬书”成为一种时尚，在北大图书馆，学子们着迷地吸取着西方哲学家黑格尔、萨特、荣格的精神营养，每天在宿舍和课堂中进行着严肃而诚挚的讨论：关于“人的解放”、理想、感情和人生……[2] 许多人在20世纪80年代的阅读热忱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人们真的都是这样如饥似渴地读“硬书”、读名著吗?这似乎只是历史的一面，至少忽略了当年通俗文学阅读的再度兴盛。 解放前，通俗文学原有广大的市场。到1954年，专营通俗小说的宝文堂在华北农村还有4000多处发行网[3]，与当时的新华书店相比也不遑多让。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通俗文学在中国内地逐渐销声匿迹。但随着改革开放，通俗文学又迅速回暖。这方面只要回顾一下当年的“金庸热”就足够了。20世纪80年代初，武侠小说就以盗版的形式悄然在内地广泛流传。20世纪80年代中期，严家炎等学者已开始了对金庸武侠小说的研究。据《远东经济评论》“文艺和社会”栏目的资深编辑西蒙·埃利根所作的粗略估算，光是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的金庸小说的实际读者，很可能就超过1亿。如此看来，20世纪80年代读武侠之类的通俗文学的阅读群体，其数量恐怕远超深度阅读的群体。 以“金庸热”为代表的通俗文学阅读热的出现其实不难理解。正如梅罗维茨所说的：“即使对有文化的人来说，阅读也是一项辛苦的工作，例如，页面上的墨字必须一个词一个词，一行一行，一段一段地扫过。为了获取讯息你必须认真阅读。为了阅读这些词，你的眼睛必须经过训练，就像打字机的滚筒移动纸一样沿着印刷的行移动。”[4]不难想见，所谓深度阅读的难度远超一般阅读，它是需要长期的训练和相当大的专业知识储备的。那么，刚刚经历了文革，被严格要求按“最高指示”来思考的国人中又有多少人具备这样的阅读能力呢?因此，大众转向通俗文学阅读只是一个与自身的阅读能力相适应的自然选择罢了。 通俗文学阅读与深度阅读的时尚平行不悖于20世纪80年代，这表明，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阅读史，并不是一个从深度阅读滑向“浅阅读”的线性历程。20世纪80年代固然是深度阅读的黄金期，但通俗文学阅读同样方兴未艾。二者的交织并行，才更符合当年的历史事实。一旦明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阅读实为深浅并置的状况，那么，有如此之多的学者或文化名人选择歌颂20世纪80年代的深度阅读，进而宣示当下的阅读危机就颇为耐人寻味了。笔者以为，他们的认识固然包含强烈的社会或人文关怀，但也流露出一定的怀旧情结。由于这种怀旧心理的作用，人们才对20世纪80年代的阅读状况作出了选择性的“见”与“不见”，得出了理想化或审美化的结论，而掩映其下的则是若隐若现的精英式的价值观。阅读危机意识的出现无疑就是受这种精英价值观的影响所致。 深度阅读与通俗阅读两种阅读方式的存在同样折射了当代公共领域的分化形态。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结构特点是政治公共领域独大的话，那么20世纪80年代的阅读状况则谕示了其他类型的公共领域的出现。深度阅读的盛况自然印证了批判性的知识分子公共领域的再现，那么，通俗文学阅读呢?通俗文学阅读必须依赖通俗文学读物的存在。20世纪80年代的通俗读物实则多为盗版读物，当年的中小城市有许多租书店出售或租赁这些盗版读物，形成了一条有别于新华书店的营销渠道。因而，通俗文学阅读的兴起，其实也隐隐透露出现代市民社会扩展的消息，表明了具有亚文化色彩的民间公共领域的出现。二者一道消解着政治公共领域独大的社会结构。历史地看，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必然对立的。但是今天人们往往将批判性公共领域萎缩的原因主要归结为受到了新的媒介文化的冲击，而忘了在许多国家，通俗的、商业的文化领域更为发达，批判性的公共领域却依然存在。因此，在重视新媒介文化冲击的同时，我们是否应该也检讨一下所谓批判性公共领域自身的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