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艺术活动中，公众扮演怎样的角色？具体地说，作为主体的他们如何面对艺术活动？是如浪漫美学所主张的以还原艺术家的体验为标准，还是如接受美学等所标举的听凭公众自己的理解？同时，这究竟只是康德美学所标举的“审美无利害”或自由想象力的问题，还是审美理性或理智的参与问题？我以为，这个问题涉及的方面诚然很多，但简要地区分，可以看到这样至少两方面的作用：既有公众如何进入艺术的审美鉴赏过程的问题，涉及艺术鉴赏力；也有他们如何理性地认知自己的审美鉴赏过程的问题，这就涉及艺术辨识力了。关于公众的艺术辨识力，以往谈论很少，而当前艺术活动已经越来越经常地触碰到，从而到了需要认真应对的时候了。因为，只有这个问题得到了认真应对，才可能明确公众在当前艺术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究竟如何。本文尝试从把握当前艺术活动中公众的主体角色的角度，对公众的艺术辨识力做出初步探讨。 一、从张艺谋与赵本山合作“三枪”谈起 谈论公众的艺术辨识力，不妨从正在上映的影片《三枪拍案惊奇》谈起，因为这部影片不失为探讨这个问题的一个合适个案。2009年5月14号，公众可从网络上读到一条题为《张艺谋新片拿到“准拍证”赵本山弟子挑大梁》的消息： 记者获悉，张艺谋执导、小沈阳主演的《三枪拍案惊奇》，已经拿到“准拍证”。前日，国家广电总局官网发布2009年4月故事片备案公示，对张艺谋的这部新片被批示为“修改后同意拍摄”。而同时在官网上公布的，还有电影的故事梗概：古代某朝，面馆老板王五麻子为人阴险吝啬，妻子与伙计李四有了私情。王五发现两人私情后，雇佣兵卒张三除掉两人。张三贪财杀死王五，后来以为有人有意勒索自己，将店内伙计七妹和小六一一杀害，并追杀李四和老板娘。一番混战后，张三被打死，李四和老板娘幸存下来。 据悉，小沈阳有望继续小品《不差钱》里的服务员角色，扮演面店伙计李四。不过，对此小沈阳的经纪人却三缄其口，仅透露5月31日小沈阳结束全国巡演后将直接飞赴甘肃，到时才能看到剧本。据悉，该片将于6月10日正式开机。有知情人士透露，扮演王五的将是曾出演《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倪大宏，孙红雷则将扮演杀手角色张三，而扮演面店老板妻子的，则是赵本山弟子的王小华，她曾在赵本山投拍的电视剧《乡村爱情2》中扮演小蒙妈。影片由电视剧《一双绣花鞋》的编剧史建全和《武林外传》的导演尚敬分别担当惊悚悬疑部分和喜剧部分的编剧，制片人张伟平甚至形容，这将是一部糅合惊悚、悬疑和幽默的新口味“三明治”，也有媒体评价这将是“一段婚外情引发的连环血案”。① 一读到这样的信息，公众会想到什么？不难推测，他们会立刻生起如下自然联想：身为世界级大导演和北京奥运会文艺演出总导演的大名鼎鼎的张艺谋，马上要同全国知名度最高的小品演员赵本山及其赵家班合作拍摄惊悚悬疑片了。张赵合作能化合出什么样的大片奇观呢？无论如何，公众的注意力从此就被吸引过来，没法不勾起强烈的好奇心，期待着影片公映之日。至于看片后感觉如何，则似乎是次要的了。因为，即便看后感觉不怎么样，乃至大呼上当和大骂，你毕竟也只有掏钱买票进影院后才能换来这种感觉和权利，后悔或骂一顿又有什么用？而对制片方来说，公众持续关注和敢于掏钱买票就是一切，此目的已达到，哪管他们是否喜欢影片本身？眼下《三枪拍案惊奇》正在巨大争议中持续走高票房，就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例子了。 面对这样一个自《英雄》上映（2002）以来可能已变得见惯不惊的艺术案例，我们的艺术理论界该运用怎样的理论去怎样加以解释呢？别的不说，单说公众在类似这样的艺术活动中的作用到底如何发挥，就值得认真分析。公众难道首先需要的还是采取如二百多年前康德所主张的那种“审美无利害”态度去应对吗？或者抱着中国美学家朱光潜崇尚的“心理距离”美学去鉴赏吗？如果是，他就只能毫无辨识地一味听凭张艺谋、赵本山和张伟平们把自己牵引到“三枪”世界，在那里沉浸于他们所谓“喜闹剧”的境界吗？当你原本准备“无利害”地进入预期的至高精神境界时，人家却在那里揣着“喜闹剧”意向待你，并且还有赤裸裸的赚钱动机候你，你该作何感想？ 二、有关公众角色的诸种理论 简单地说，今日公众在面对特定的艺术品或其他艺术现象时，是不加分辨地直接调动个人审美判断力去鉴赏就是，还是在鉴赏之前首先需凭借个人的辨识力去辨别？当现成的艺术理论对此无法加以正面回答时，问题就不得不摆到桌面上来。应当讲，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至今，在过去三十年里，随着下面这些西方理论陆续涌入我国或更加深入人心，有关读者或公众在艺术活动中的能动性作用或反抗者角色的确认，似乎已变得毫无疑问了。然而，有关公众是否需要调动辨识力的问题，还是悬而未决。 我这里说的西方理论，首先就是作为美学经典学说的康德“审美无利害”之说。根据康德，“惟有对美的鉴赏的愉悦才是一种无利害的和自由的愉悦；因为没有任何利害，既没有感官的利害也没有理性的利害来对赞许加以强迫”。这就是说，美的东西总是来自个人的无利害的精神愉悦和自由创造，从而必然要求公众以同样的个人精神愉悦态度去唤醒这种自由的无利害对象。由于如此，“鉴赏是通过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或不悦而对一个对象或一个表象方式作评判的能力。一个这样的愉悦的对象就叫作美。”② 康德的这种观点由于产生于艺术品主要作为个体的自由创造物的前工业化时代，因而他强调公众的精神性动机和无利害态度，同那时的艺术活动场域的主导倾向是基本吻合的；但是，当艺术如今日益成为工业化时代群体协作生产的无个性产物和面向文化消费市场的艺术商品时，康德的这套学说就显得过于单纯和不食人间烟火了。朱光潜早期相信的布洛“心理距离”说实际上也不过是从康德的“无利害”说演化出来的，其核心仍然是倡导公众在审美时全力摆脱现实利害的束缚而上升到纯精神愉悦境界，而全然不管艺术品是否包含有需要公众冷静地辨识的夸张、谎言或欺骗等泡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