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香港文学的发展道路

      内容提要：香港文学的发生、发展有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即以岭南文化为主要形态的中华母体文化与港英当局统治引入的西方文化冲撞、交融的格局。香港文学与内地文学存在着复杂的分合关系，即内地新文学的发展轨迹与香港文学自身的发展道路的前期重合与后期分途（以新中国成立为界）。国际冷战格局的结束，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以一国两制的构想回归祖国的前景，使香港文学得以发挥自己的文化优势，逐渐确立自己的价值，即以开放的现代的国际性都市生活为基础的现代都市文学。这使香港文学在整个当代中国文学中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意义。

      香港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朵奇葩。

      香港的开埠，是伴随西方殖民主义侵略中国的一场罪恶的战争而出现的。这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此后一百多年，直到新中国诞生，中国一直处于东西方帝国主义虎视眈眈的弱肉强食之中。这也是中国人民走向现代觉醒的开始。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从未停止过寻求独立和解放的斗争。而这一百多年，正是世界经济从工业革命的完成走向后工业时代的飞速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社会从封建社会经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迈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急遽变革的年代。正是在这一广阔的历史背景下，香港发展成为一座举世瞩目的国际性的大都市；也是在这一广阔的历史背景下，香港文学逐步形成了自己鲜明、独特的都市文学形象和都市文化品格。

      因此可以说，香港文学是近代以来随着香港的开埠，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国文学传统在这一特定区域、特定时间里，不断与外来文化和外来文学思潮交会、冲撞、融摄，经历了与内地文学的互相延伸到独立品格的追寻，从而发展起来的一个具有现代都市文化特征的中国文学的分支。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香港文学确立了自己的价值和位置。

      一、香港文学发生、发展的文化背景

      文化是人类在历史的实践过程中一切创造的总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关于文化的发生理论中，始终把“文化”同人类具体的历史实践相联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人的现实的历史的存在，辩证地理解为既是历史剧的剧作者，也是历史剧的剧中人”[（1）]。换句话说，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同时又是文化的创造物。这一辩证命题启示我们：人在创造文化的同时，也把自己的所有创造活动，置诸一定的文化结构之中，既受着一定文化的制约，也超越这一制约，丰富和提升一定的文化。

      文学亦然。文化是文学发生和发展的温床与动力，不仅影响着文学的存在形态、运动方式，还赋予文学一定的文化内涵。但文学作为人的精神创造物，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学自身的发展，也提升着文化的精神，推动文化的进步。因此，当我们考察和描述一定地区的文学状貌时，不能不首先关注这一地区文学发生和发展的文化环境，以及文化所给予文学的影响，和文学的超越对文化发展的意义。

      在中国文学的整体视野中，香港文学所以引起我们特别的关注，恰正是它迥异于内地的特殊的文化环境赋予它的特殊的形态和内涵，以及它的存在和发展，对中国文学整体格局的意义。

      远在六千年以前，香港地区（含本岛、九龙和新界）就有先民活动。这可从近年考古发掘获得的石环、石、印纹陶器、纹硬陶器、彩陶器及青铜器等大量分属新石器中晚期和青铜时代的遗物中找到证明。嬴秦时代，香港属南海郡番禹县管辖，为畲、徭、蛋等土著聚居之所。至汉，改隶博罗县，其时已有中原人士迁入居住。此后两千年间，在中原内地时有战乱的朝代更迭中，避难南迁者益多。尤以东晋末年和南宋末年为甚。至唐，已设屯门镇，管辖从今宝安、屯门到浙江永嘉一带沿海地域的海防军务。北宋年间，开辟盐场，增设盐官专管。至元，改置屯门巡检司；到了宋明时期，煮盐、捕鱼、种香、植稻，以及利用蛎壳烧灰，经济已有了很大发展。至清代中叶，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之前，人口已达七千以上。它位于珠江口外侧，与广州仅距130公里的特殊地理位置，自唐以来，逐渐成为沟通东西方交通和入粤的重要孔道。15世纪末葡萄牙航海家加马绕过好望角，发现沟通东西方的新航线，珠江口外的屯门便成为麇集西方商人、冒险家和殖民者的最早贸易港口。[（2）]

      这样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沿革，决定古代香港的发展，不可能是孤立的。它是中国南部省份广东的一个部分，纳入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框架之中；也说明古代的香港文化，不可能是一种独立的文化，而只能是中华民族文化在五岭之南的分支——岭南文化的一翼。

      生聚蕃衍于五岭之南的百越先民，秦汉之后才接受中原文化的融合，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岭南文化，是汉民族文化的一个区域文化类型。它既是一种感性、自然的原生型文化，也是一种包容广泛的移民文化。相对于中原内地稳固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内陆型文化，它又是一个面对广阔域外世界的海洋型文化；相对于以达官显贵、豪绅地主、文人学士为自己主要文化形象的贵族文化、士人文化，它还是以市井社会的城市平民为自己主要文化形象的市民文化、世俗文化。岭南文化的本根性，使它在接受中原正统文化的融合和外来文化的冲撞中，能够吸收各种养份丰富发展自己而又不失自己的本根形态与“土”味。它远离儒家文化中心的边缘性，又使它较少受到儒家正统文化的规范和约束，表现出更多非正统、非规范的叛逆性格和锐意开拓、进取的革新精神。而得益于背山面海的地理环境，率先与域外的交往，又形成了它文化的开放性和兼容不同文化的多元性，使原先比较单一的文化形态呈现出丰富的色彩和多元的内涵。自汉唐以来就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域外经贸活动，和在明清之季就率先发展的商品经济，激发了与传统农业社会重农抑商思想相抵牾的商品意识和新的价值观，同时也发展了迥异于玄学清谈的经世致用作风，和区别于禁欲主义的讲求实惠的享乐精神。这一切并不以理性形态存在于儒家经典之中，却以实际行为渗透在市井小民感性的世俗生活里的文化特征，无不在近代以来香港社会的发展中，获得充分的发挥。这是香港文化最基本的内核，也是香港文化孕育和发展的文化基础。香港各种亚文化、亚文学现象的发生和存在，几乎都可以从中找到它潜在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