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思想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更是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续接。其形成一方面与现代社会迅速工业化有关，另一方面又与人的现实处境有关，有着相近的模式，即考察—批判—理论构想。然而，后工业化资本主义社会的体制已经巩固如铁板一块，严重窒息人的本能，阻挡人的可能发展，寻找人的解放之途就变得十分困难。当西马主义者在马克思著作中找到对人本的关注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内容时，就欣喜地以为发现了新的救赎道路，由此发展出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些西马理论家首先在时代的实际要求下重新阐释马克思，而后继承其中的批判精神，对不合乎人本主义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种种令人绝望的现实展开批判，而后设想新的、不无乌托邦色彩的理想化图式，为人的解放提供可能。 一、人本主义化浪潮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人本主义思想大加倡扬的历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起始期是世纪初的二三十年，欧洲国家的工人运动在经历了一个高潮之后遭受到极大的重创，低迷的历史形势要求无产阶级理论家们贡献新的理论对策。当时，芬兰工人举行了成功的罢工斗争，并于1918年的1月成立人民代表政府。德国先后爆发士兵和工人的起义，先是基尔港水兵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工兵代表政权，接着慕尼黑的工人又建立了巴伐利亚共和国。受一战打击而摇摇欲坠的匈牙利哈布斯堡王朝终于被发生在国内的起义完全推翻，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联合组建政府。意大利的工厂中也相继出现工人自治运动。一时间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显得势不可挡。但时隔不久，各国的工人运动就惨遭本国或外国反动势力的镇压并最终归于失败。这一场现实斗争中的由盛而衰迫使无产阶级理论家们从革命指导方面探究原因。经过一番痛苦的反思，一批共产党人认为问题在于第二国际错误地解释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即，简单化的乐观主义经济决定论把实证论的机械性强加在马克思主义之上，忽视了无产阶级的历史首创精神和主体意识的作用，人在历史上的主体地位失落，因此导致革命阶级意识不明，缺乏自觉主动性，最终功败垂成。若是希望革命取得成功，当务之急是重新阐解马克思主义，重建主体意识，使人再次成为历史的中心和主体。于是，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在1923年明确提出把人的地位中心化，就此开启了把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的浪潮。 此后，法西斯势力横行于世，墨索里尼20年代时已经当权意大利。从30年代到40年代，法西斯主义先后又在德、日执政掌权，所奉行的政策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是敌视人的尊严、安全与权利的反人道统治。从缺乏人性的“要大炮不要黄油”这样的国内政治鼓吹到奥斯威辛集中营焚尸炉里的浓烟，世界的秩序已经混乱地毫无理性可言。人的生命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这片阴影促使大批理论家以人本主义哲学对抗强权政治，以人本主义思想批判独裁统治。在寻找战争根源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人性中的邪恶，因而力图用珍视生命的人文主义精神驱除使人们陷入战争灾难的死亡哲学。他们在以笔为利器，愤怒批判现实的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的进程。 另外，本世纪6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化已经基本完成，像英国的产业资本工业化，德国、美国的金融资本工业化，日本的国家资本工业化以及NICS式的新兴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渐进入后工业时代，阶级分化的实质渐渐被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掩饰又因此而落入忘川，但是人的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解决，反而以另外的方式更为隐蔽地发生。一些严重的社会症候出现在人的精神方面。毒品蔓延，酒精成灾，自杀率攀升，犯罪率居高不降，邪教蛊惑人心，社会公共价值观松动，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伦理道德日益滑坡。面对如此之多的社会问题，西马理论家们意识到，与工业化完成结伴而来的资本主义危机已经改头换面，不再仅仅发生在政治经济领域，也反映在社会精神问题上，人失却了本来的自我，变成了自我异化的异常者，真正巨大的危机正是人的危机。只有借用人本主义理论，进行意识形态革命、心理革命、文化革命，才能扭转局面，走向人道化的健全社会。除此以外，他们还洞察了另一个危机，技术危机。追求生产力无限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客观上造成了科学技术拜物教，各种新技术，如热核技术、航空航天技术、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等，在创造财富，造福人类的同时也破坏着人与自然的既有和谐，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由失衡导致的自然灾害频频发生，资源在无尽的开发下日渐枯竭并不复再生，自然与人的关系不断紧张。另外，技术还使人类面临新的困境，科学主义、工业主义，以及相伴而生的消费主义也给人的自身存在和本质的全面发展带来阻力，电脑支配人，机器束缚人，商品奴役人，人的物化现象加剧。于是，如何反对作为压抑人性的手段的技术就成为新的思考对象。西马理论家从维护生态环境，保护人的生命和主体性的目的出发，主张由人主宰技术，对技术进行人本主义批判，使之转化为技术人道化的合理社会。 二、把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 为了将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西马理论家们采取了对立马恩，溯源《手稿》和分立青年、老年马克思的方法，并为马克思主义安置了新的理论渊源。 西马的理论家们认为马恩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对立，主要分歧就是二者对于人的认识和关注程度的差异，早在20世纪初叶就有波兰的斯·布尔楚维斯基在《反恩格斯论》中指责恩格斯发展了一种“实证主义”并借此反对马克思的“人本学”，这种观点曾在欧洲部分地区引起较大反响，并为此后的西马理论家对马克思“人本学”的强调开了先声。出版于1923年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就沿袭了这一思路，把《自然辩证法》作为机械自然论加以否定，认为马克思的考察对象只在社会历史领域，而且是以人本主义思想一以贯之的。另外，柯尔施提出马克思的哲学中心意识是人性，而非实证主义。葛兰西也把马克思主义的主旨归结为人本主义，“实践哲学否认一般的人”，“（它）是绝对的‘历史主义’，是思想的绝对尘世化和世俗化，是历史的绝对的人本主义”。①及至1932年们《1844年哲学——政治学手稿》首次面世，西马理论家们更为其中的人本主义倾向折服。他们认为《手稿》是马克思的主要哲学著作，其中的人本主义理论预示着成熟的唯物主义理论，是包括《手稿》在内的所有著作的中心论题。认为由此可以凭借马克思著作中的人本主义思想既对抗即将执掌政权的法西斯势力，又批判斯大林时期的“非人道的社会主义统治”。正是因为看到了这样一个理论利器的双效功能，西马理论家才着意把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