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论 20世纪所剩的年头已经不多，21世纪的曙光已遥望在目了——在这世纪之交的关槛儿，回顾、展望本世纪“散文”百年沧桑的发展、演进，真让人百感交集，一言难尽！ 全部“散文”的研究无非“范畴论”（回答“什么是散文”的问题）、“特征论”（其“审美特征是什么”）、“创作论”（“怎样写”散文）和“鉴赏、批评论”（“怎样欣赏、评论”散文）等四方面内容。其中，“范畴论”是全部研究的“起点”和“基础”——但“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此前的中国古代“散文”（准确一点说是“汉语散文”），虽然源远流长、体类繁多，也确曾地位显赫、灿烂辉煌过，如果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民族的“散文”相比较的话，那么，可以毫不夸张、无须讳饰地说，中国古代“汉语散文”无论是就其数量之多或水平之高来说，抑或是就其经验之富或成就之大来说，无疑都是首屈一指、无可匹敌的！但这还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看，其作为散文研究“起点”和“基础”的“范畴论”这一极为重要的问题，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却没有解决，或至少应该这样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就连“散文”这个称谓，在中国古代也极其罕见，更不用说在文坛“通用”了。所以，郁达夫说：“正因为说到文章，就指散文，所以中国向来没有‘散文’这一个名字。若我的臆断不错的话，则我们现在所用的‘散文’两字，还是西方文化东渐后的产品，或者简直是翻译也说不定。”[（1）]达夫说“向来没有”散文一名看来是说错了，人们翻查到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里就有两条“札记”使用了“散文”一词：“山谷诗骚妙天下，而散文颇觉琐碎局促。”“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辞贵浑融有味，与散文同。”[（2）]还不止这两条用了，据陈柱《中国散文史》所列举，清代骈文家所用更多[（3）]。但尽管如此，也绝不能证明“散文”的通行地位。事实是，相当于“散文”的篇什，在先秦、两汉径称“文”或“文章”；而魏晋六朝时则区“文”分“笔”。所谓“有韵为文，无韵为笔”[（4）]；至唐韩柳“古文运动”后直至清末则都叫“古文”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达夫的“臆断”也还是不无道理的：“散文”替代“古文”，我看是赋予旧词的新义使其从内容到形式都“新生”了——这也符合“文学革命”的根本精神。 古代“汉语散文”之所以未能较好地解决“范畴论”问题，主要有三点原因：第一，“文学”意识淡薄。第二，“文体”观念散漫。第三，“载道”主潮的制约。 古代汉语散文之所以“文学”意识淡薄，“文体”观念散漫，和长期以来居于意识形态主流地位的“文以载道”的统治思潮颇有关系。 “载道论”比较复杂，简单、粗暴地“一棍子打死”的办法未必可取。比如，它强调写作要“为世用”（王充）、应“合为时而著”（白居易）；强调现实生活的重要，说“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王夫之），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董其昌）；强调“文如其人”（何绍基）、“不平则鸣”（韩愈）、“穷而后工”（欧阳修）等等，从反映时代、贴近生活和注重“主体”修养等方面说，都是有其积极的、可取的一面的。但是，做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或“写作规范”来说，“载道论”的问题、弊病又是极其明显和十分严重的：它以孔、孟的儒家之道为其“道统”，以韩、柳的复古古文为其“文统”，大大制约了精神独创和个性张扬的活动空间和现实可能性。“文以载道”，“文”本身毫无独立价值可言，它只是作为负载或阐发“道”的一种器具（所谓“贯道之器”），这就把“文”放到了奴仆、附庸的微末地位之上了。而“道”即“理”。古代散文，实在是以“说理”为其神魂的。主“理”，轻“情”，救治以“文采”，其“要义”不过如此而已。这和“诗”很不同：文以“载道”，诗以“言志”；文则“宣事明理”，诗则“吟咏性情”；文贵“识见”，诗贵“才情”——它们一开始就分道扬镖，泾渭分流，诗走上了“文学”之途，文却停留在“文章”之上（虽然“青与白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文章也讲求色彩、声音等美质，但不过是讲“文采”而已）。所以，“载道”的主流传统事实上是制约了散文的“文学”提升从而也影响了散文的“文体”规范的。 古代“散文”是没有真正解决“散文是什么”的“范畴论”问题的。之所以没有解决，“文学”观念朦胧是其关键原因。 正是带着它的全部兴衰、荣辱和所有的优劣、得失，“散文”走到了风雷激荡的20世纪。 二、创作的进程 回顾20世纪散文创作的发展进程，有几点共同的“印象”需先行说明： 第一，西方文化的冲击、影响是明显而巨大的。“西方”，包括欧、美和俄、苏在内，而且后者很快即取得了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文化”，包括哲学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在内，“文学艺术”只是其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可以说，整个20世纪是向西方学习（由“以欧美为师”到“以俄为师”等）、借鉴并逐步摸索走向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社会主义之路的一个世纪。如何立足本国，正确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找到一条再生、发展之路，始终是一个根本性的中心问题。 第二，“文学”和“革命”的关系极为密切。“革命”，在未取得政权时（建国前）表现为一种“思潮”，夺取政权后则集中表现为当时的“政治”。阶级的对立和斗争，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成为本世纪（直至70年代末）的思想主潮。它带来了推动历史前进的活力（这在建国前更为明显）；同时，也带来了某些负面的、不良的影响（特别是自“反右”后），乃至严重的问题（如“文革”时期）。文学疏远、脱离政治显然是不妥当、不现实的；但视文学为政治的附庸、仆从，也只能是扼杀、取消文学的另一种形式。承认“文学”的独立地位，尊重“文学”的内在发展规律，让“革命”、“政治”自觉地化为作家的“血肉”，成为“文学”作品内在的“灵魂”，在“形而上”的精神独创的审美层面上闪烁出“理想”（“革命”、“政治”的转化与凝聚）的动人魅力——这怕才是“文学”与“革命”关系的正确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