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7）07—0100—05 从某种程度上说，假如没有都市，就不会有女权主义运动和女性主义写作。都市作为一种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为女性的解放与发展提供了空间、创造了条件。都市舞台中旋转的女性文学，不仅表现了女性阅读都市的意识和立场，而且通过写作进一步塑造和想象了都市的现状与个性。都市作为现代最大的文化符号，它对女性到底意味着什么？都市与女性、都市语境与女性文学究竟是怎样一种纠缠关系呢？ 一、都市与女性 王安忆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这么一句话：“女人天生是属于城市的。”的确，都市与女性的关系自现代以来就纠缠难解。所谓都市，是指现代社会工业化、科技化和商品化所逐渐产生的城市人的文化话语环境。都市作为城市的一种形态，代表了城市化的高级阶段。溯源都市与女性的关系，首先涉及到城市化进程问题。因为，是城市化进程把女性从“闺房”的幽囚中解救出来，让她们逃离了男耕女织的农业社会田园，步入了都市空间，实现“地理的突围”，从而为她们进行性别突围建构了基础。 自从以女性为中心的母系社会被以男性为中心的父系社会取代后，父系社会逐渐发展成它的完美形式——一个皇权、族权、父权合一的中央集权等级社会。由于父系社会的体制以先前的母系社会为文明之敌，对这一败北敌手的控制、奴役、压抑，已成为它的内在结构性特点。通过男性统治者与女性败北者这对隐秘形象，可引申出这一秩序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压抑／反压抑、压迫／反压迫的对抗二项关系。中国自古以来都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历史，其男耕女织的性别社会分工独具一主一附的意味，暗示了男性在社会生产中的主导地位，以及女性在其间的附属或辅助角色，并导致了一个结局，即生产资料和生产力上的父子相继，也标志了父系特征社会的最终确立。从此，在经济上，女人是寄食于人者，从谁便寄食于谁；在心理上，女人从谁便屈服于谁，经济与人格两方面都排除了女性对任何生产资料或生产力的占有权。从此，男女之“命”便有了天渊之别，他们一个“受命于朝”、一个“受命于家”，“受命于朝”的男性理所当然是社会生活的一份子，而“受命于家”的女性却因生存于家庭之内而被拒斥于社会之外。这种分工或许有自然及男女生理特点的原因，但其内涵却已远远超过了男女两性生理差异，它成为男性家长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力的依据，成为整个父系统治秩序中最基础的一部分。[1](P5—7) 女性作为一个性别，从此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槛外人。由于经济上对男性的依附，女性为了生存必须取悦男性，只好将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文化价值取向，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并安于男人指派给她们的地位，不去争取自由。“她被教导，她必须取悦别人，她必须将自己变成‘物’，人们才会喜欢；因此，她应该放弃自发性。人们对待她，像对待一具活娃娃，她得不到自由。一种恶性循环就此形成；因为她愈不运用她的自由去了解、捕捉与她周围的世界，她的源泉便愈枯竭，而她也愈不敢将自己肯定为一有主见之自我。”[2](P36) 然而，由于女性又是无法排除的，她们是父子关系以及一切社会关系存在的前提，于是，男性又用家庭或族氏系统这一符合统治原则的方式，把女性安插在自身秩序内，并将女性之异己、他性的本质尽数洗去，转化为可接受的东西，如转化为传宗接代的工具或妻、母、妇等职能，从而纳入秩序。所以在家庭中，她们也只是一种职能、工具而非主体，是女、是母、是妻、是妇、是媳，而非女性。[1](P5—7) 显而易见，农业文化是一种彻底的男权文化。整个农业文明时代，男性权威被强化、制度化、合法化，而女性权利则被剥夺、控制、奴役。可以说，大部分对女性造成压迫，使她们丧失自由，沦为男性附庸的宗教、伦理和政治经济制度，都是在这一时期建立并完善的。尽管农业文明时代，也有所谓的“城市”，但那只是一种依托着贵族的封邑、官长的衙门、教权或王权的驻在，而兴起发展并突出城的意义的古典城堡，之于女性解放并无任何现实意义。 然而，随着工业文明的到来及进一步成熟，城市演变至今已不再是特权阶级的城堡，父权文化在中国城市也发生了巨大变革，并产生了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现代意义上的都市的崛起，是以工业文明浪潮为基础的现代化运动造就的，是“市”的充分发展。作为一种自由的、平民的生活空间，是中国最生动、普遍的现实，其工业文明实质越来越彻底地改变了女性作为男性附庸的事实。城市给了女性一个自由的生存空间，城市化进程加强了社会对女性权利和男女平等的认识，真正提高了妇女的地位。人们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归根到底由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决定，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在社会中受压制的妇女，要想改变自己的地位处境、生存现状，就必须首先争取经济地位的平等，从经济的依附状态中解脱出来。只有经济地位平等了，女性才能和男性一样具有主体性，不再作为一种对象性而存在。只有当女性和男性一起从事公共的、为社会需要的劳动时，女性才能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女性才有可能与男子处于同等地位。“妇女走上社会，是妇女解放的必要社会前提。”[3](P47) 工业文明的本质，就是让人类日益摆脱对体力的依赖，在高技术含量的生产工具革命中，女性的体力弱势和生理特点，已不再是她们就业的不利条件，女性的各种才能也被认可，她们的灵巧和智慧终于有了发挥天地。女性终于走出家庭、进入社会，与男性同工同酬。因此，在现代文明造就的都市中，男权统治对女性的各种贬低，已不再构成威胁，真正的男女平等已逐渐成为一种经济现实、政治现实和文化现实。 时至今日，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明显。当全世界城市化进程的主导原则，由工业文明原则向另一更高阶段过渡时，后工业文明和信息社会也悄然而至。此时，信息产业促使知识生产成为主要的生产形式。知识生产者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从而也导致了社会政治结构、组织结构、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变革。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2000年大趋势——90年代十个新趋向》中指出：“假如产业工人的原型是男人，那么信息个人的典型则是女人。”[4](P215)“妇女和颂扬脑力胜于体力的信息社会是一对天生的伙伴。哪里信息社会繁荣发达，哪里的妇女就投入劳动行列之中。无论什么地方开展信息革命，妇女就汇集成一支劳动的大军。”[4](P236) 信息技术带给女性就业机会的同时，也为女性带来了受教育和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以及其他潜在机会，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女性的综合素质和竞争能力。而且，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自动化、数字化的设备进入家庭，使家庭劳动自动化，也大大减轻了仍是家务劳动主要从事者的女性的负担。恩格斯指出：“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功夫的时候，才有可能。”[5](P158) 同样，以脑力为主导的信息经济革命，也带来了女作家生产力的一次彻底解放。“她们不必以柔软的身躯与男性在体力上一争高低，也不必局囿于家庭的一隅为男性作嫁，只需智慧的大脑、灵巧的手指就可在键盘上与男性并驾齐驱。”[6] 再加上知识经济时代的现实符码幻象与女性思维的本质特征不期而合，女性创作更是如鱼得水。城市为女性的真正解放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为女性文学创作开拓了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