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6]01-0066-07 狭义来看，文本诗学或文本理论是20世纪西方出现的一种重要文艺研究倾向，主要指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捷结构主义及与其相关理论派别的观点和认识。该理论突出文本在文学活动中的重要性，主张文学研究与批评就是探究作为客观语言存在物的文本的语言、结构及其独异性。广义来看，文本理论则指一切侧重文本存在与形式的理论倾向，既包括以现象学哲学为指导的各种作品理论，也包括以探究文本意识形态生产为主的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观点。不管取其狭义、还是广义，研究文本理论不能离开文本语言，不能脱离语言学视野。不同语言观念制约着文本理论类型与形态的嬗变。 语言是什么？语言的功能何在？语言与文学乃至文化的关系如何？在长期不休的论争中，不同语言理论给出的答案并不复杂，语言要么是符号、工具，要么是思维方式与本体。而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著名理论家斯图尔特·霍尔则提出了新的认识。不同于前人，他认为语言及语言表达是一种具有物质实践意义的文化活动，是一种嵌入人的生活本身的文化创造，可以称其为“表意实践(signifying practice)”，他称其为“表征”(representation)：“表征意味着用语言向他人就这个世界说出某种有意义的话来，或者有意义地表述这个世界。”①霍尔的解释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句，但这两句话含义并不相同。如果说第一句话指出语言即为工具或本体，具有载体功能，类同前人；那么，第二句话则暗含语言是一种重要行为，具有介入、重估或评价现实的功能，是一种干预现实的特殊实践方式。已故学者余虹也认为西方语言学存在三种不同语言观：一种是传统的工具论，以亚里士多德理论为代表，主要研究语词与实在的对位关系，在古典主义诗学和浪漫主义诗学中有充分体现；一种是本体论语言观，以索绪尔理论为代表，主要关注语词与语词之间的关系，在形式主义诗学和结构主义诗学中表现突出；一种是存在论语言观，以海德格尔理论为主要代表，它着力探讨语词与意义关系问题，在存在论诗学中有集中体现。②霍尔和余虹的认识很有启发价值。综观整个西方语言学发展历史，我们发现，西方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社会的主导语言观念大致也经历了工具论—本体论—话语论的发展历程，而不同语言观念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影响。就文本理论发展进程而言，这种影响最明显地表现为导致了文本理论依次由工具形式论—语言本体论—话语间性论形态的嬗变。 一、前现代工具论语言观与形式论文本理论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语言伴随着人类意识的产生和发展而变化，出现了种类繁多的样式和形态。但在结构主义语言学产生以前，人们对语言本质的共识却出奇地一致，那就是语言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工具与媒介。虽然不同语族创制的语言符号很不相同，但却都用它来描述现实世界、传达思想、形成知识并展开交流，因此，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思想的外衣、与读者沟通的桥梁。早在古希腊时期，受当时“本体论”哲学追求的影响，人们更关注语言产生的源泉及本质何在。有两种观点占据上风：一种以柏拉图为代表，认为语言是对神性的“代言”，“神言”控制着人言。一种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认为语言是人类理性和逻各斯的体现，是社会约定的结果，“可理解的言语就是习惯的言语”③。尽管这两种观点分歧较大，但对语言的功能却有基本相同的认识——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和媒介。中国战国时期荀子提出了“正名”理论，“正名”的目的在于梳理与规范语言，因为只有名“正”才能言“顺”，才能更好地展开对话与交流。即使到了19世纪，这种语言观念仍占主导地位。“‘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④马克思、恩格斯的概述一语中的。“一个人不是用想法来写诗，而是用文字来写”⑤，马拉美所言极是，脱离了语言符号，文学便无从谈起。在此，语言也仅仅是工具与载体。 概括起来，工具论语言观对语言具有下述认识：第一，语言不具有独立地位，仅是一种载体与媒介，只有与使用者结合起来，服务于说话者，才能实现其价值。西方古代自不待言，即使到了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笛卡儿提出了著名的“我思故我在”，“思”主要指思维与理性，即逻辑的明晰性与秩序性，与语言有关，但也不是语言本身。语言与思维，乃至与主体性并没有融合与汇通，语言仅仅是外在于主体、由主体挑选使用的工具。第二，语言必须准确、明晰、有效。唯有如此，才能胜任沟通与交流的职能。“语言依附于人的理性与意识，它受到逻各斯或神言的控制，担负了传达永在不变之真理的崇高使命。因此，语言总是同确定、明晰、直接、有序、逻辑等质性联系在一起。”⑥第三，语言分析应该密切联系“语境”与“文体”。不同的语境要求使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体选择不同的表达方式与技巧，语篇结构更是与语言息息相关。因此，古代语言研究多集中在修辞学、语法、语言技法方面，较少探究语言本体问题。语言使用本身重于语言观念，甚至可以把语言观念探究融入具体语言使用过程之中。“所以说语法只是阐明思维形式的装束而已。因此各词类是可以从原始的、不依赖于任何语言的思维形式本身引申而得的，将这些思维形式及其一切变化表达出来就是词类的使命。词类是思维形式的工具，是这些形式的衣服。”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