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05）06—0089—07 “妙悟”是严羽诗学思想的核心概念，也是中国美学史上禅、艺合流的内在理论基础。“直觉”是克罗齐美学思想的核心范畴，也是西方美学中的一个普泛性概念。虽然在中国古典文论中几乎没有出现过“直觉”一词，但中国古代文论的思维方式原本就是直觉、印象和感悟，这个传统潜在地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论接受西方直觉说的文化心理基础。本文试图从梳理“妙悟”、“直觉”各自在中西文论中的发展轨迹入手，结合“直觉”这一术语在中国的传译和演化，企图揭示“妙悟”与“直觉”之间所存在的互释性问题。由于这两个概念分别是严羽、克罗齐诗学的核心和基石，比较二者对我们认识严羽、克罗齐诗学的整体意义和具体形态具有积极意义。 一 中国古代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因此就其词语构成而言无论是“直觉”还是“妙悟”都不是其正传。“觉”尽管在佛教经典中大量存在，但以“直”来修饰“觉”之语词构成，据笔者阅读所及，在古典时期并不多见，至少在古典文论中尚未遇见。但中国古典文论的宝库中却有许多“直”字的出现，如钟嵘“直寻”、司空图“直致所得”，其“直”的理论意旨都指向审美感知的直接性。这些为20世纪文论界在翻译西方“intuition”时挑选“直觉”一词提供了语言、文化上的“既有知识”和“前在视野”。 与“直觉”同为偏正结构的词语构成，“妙悟”尽管在中国古典时期就已广泛流行，但其形成却与佛经传译联系在一起。据史载，“妙悟”一词最早出现在东晋僧肇的《涅槃·无名论》里：“玄道在于妙悟，妙悟在于即真。”僧肇之前，“妙”、“悟”在古典文论中基本上是以单个字眼出现。作为偏正式的词组，“妙悟”的核心内容集中体现在“悟”上，然而“妙”也不容忽视。“妙悟”不仅仅是佛教哲学的产物，也是老庄哲学的结晶。“妙”与“悟”的合一，与历史上庄禅的互相影响和融会贯通是相一致的。 在中国哲学史上，“妙”主要出自道家，《老子》第一章就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庄子·寓言》说：“颜成子游谓东郭子綦曰：‘自吾闻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从，……九年而大妙。’”“众妙之门”与“大妙”相得益彰，均是道家求道、体道、悟道的至境。正是如此，我们可以说老庄哲学是“妙”这一范畴的古老源头。由于佛学的中国化，“妙”后来又成为中国佛教哲学的重要范畴。“妙悟”之“妙”因此打上了道、释两重烙印。“妙”的观念，自东汉开始进入美学领域，唐宋以来，“妙”在诗学话语中出现的频率很高。这恰与中国古代诗歌在庄禅文艺思想的影响下臻入化境的情形相吻合。朱自清先生在《好与妙》一文中列举了大量事实，发现“妙”总与“玄（妙）”、“神（妙）”、“微（妙）”、“妙（不可言）”等联用，它出于自然，归于自然，“不可寻求”、“不可以形诘”。[1] 其意与源于西方的现代概念“直觉”在许多层面上相通。 和“妙”这一深受本土道家学说熏染的范畴相比，“悟”主要渊源于印度佛学及中国化的禅宗。佛教一直有讲“悟”的传统，“悟”是指修行参禅时恍然大悟、洞见真谛的情形。到了中国化佛教禅宗兴起之后，“悟”进一步被推到“顿悟”的极致。“顿悟”说与艺术创造中“长期积累，偶然得之”的灵感现象有相通之处，所以对中国古典文论影响极为深远。因此，深具直观性、神秘性、体验性的“妙”和指称恍然大悟、洞见真谛的领悟性的“悟”组合成词，本身就是在直觉领悟为主要特征的庄禅合流的产物。何谓“妙悟”？《沧浪诗话·诗辨》中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故也。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2](P12) “妙悟”乃诗的“当行”、“本色”，它与读书穷理做学问是不同的思维方式。“诗道”契于“禅道”，《除盖障菩萨所问经》卷十说：“此法惟内所证，非文字语言而能表达，超越一切语言境界。”就禅道而言，所要妙悟的是“见性成佛”之境，所用方法是“以心印心”。严羽既是诗禅相喻，我们可以禅道之妙悟来诠释诗道之妙悟，即在悟出诗的本质，其方法也应是“以心印心”，不落言筌，不涉理路。在艺术中惟“审美直觉”有此特征，即对诗性不可言传、不涉理路之直觉把握，它是一种审美能力的具体显现，一种经熟参而大彻大悟的境界。可见，严羽的“妙悟”说是其美学理论中突出审美主体、弘扬自我性灵的最具独创性的命题，其实质是突出“心”的作用。严羽最推崇的禅宗“正法眼藏”，就是指心悟心传的大法，他借用来特别强调审美主体在创作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所谓“妙悟”，是强调心的悟入，“悟”是指心（审美主体）的一种把握美的特殊的直觉体悟或领悟状态。 二 “直觉”即西文“intuition”的中译。 要考察“直觉”与“妙悟”的互释性问题，就得弄清楚“直觉”概念在西方的形成过程及其在中国的传译。 在西方，从柏拉图到普罗提诺，“直觉”概念已经有了雏形。柏拉图认为诗人的艺术状态是凭借天赐的“迷狂”，而普罗提诺把审美感觉从一般感觉活动中区分出来，隐约可见直觉说的滥觞。中世纪文论受基督教哲学的孕育，把关注焦点从外部世界转移到主体内心世界。“这种强调美的感性和直接性的观点在后来康德和克罗齐的主观唯心主义美学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它就是美只关形式不沾概念说与艺术即直觉说的萌芽。”[3](132)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之“美的分析”里，从质、量、关系和方式四方面分析了审美判断的特性，认为美感是完全无利害观念的快感，是不凭借概念而普遍令人愉快的。这直接开启了克罗齐的审美直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