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争鸣》2005年的第2期发表了王晓华先生的文章《我们应该怎样建构文学的人民性》。王晓华先生引用卢梭的现代人民理论的公民性概念，在分析惠特曼、狄德罗、左拉等人的文学作品体现的公民性基础上，认为“中国文学要建构真正的人民性，就必须引入公民性概念。公民是现代人的普遍身份，现代语境中的人民在落到实处时就是公民。真正的人民性既以公民性为始基，又以公民性为指归”①，提倡公民叙事来实现文学的人民性。 但让人疑问的是，公民性这一概念能够反映中国语境下的人民性内涵吗？公民叙事能够实现新世纪文学的人民性吗？细读王晓华先生的文章，就会发现这种论断是可以进一步商榷的。 1、“公民叙事”的不适用性与对中国实存问题的悬置 西方的现代性理论是在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是西方现代语境下的产物。如果不加分析地搬用西方的现代性理论，必然会造成对中国问题的遮蔽，造成理论与实践的错位。王晓华先生由卢梭的人民理论及其公民性概念来呈现中国文学的人民性，就处于这样一种理论与实践的错位状态。 卢梭的人民理论及其公民性概念都鲜明地打上了西方社会的现代色彩，体现着天赋人权、人人自由平等的现代民主观念。“人民就是公民共同体，公民则是国家和社会生活的主权者，因而人民就是主权者的联合。将人民概念落实到具体处，我们看到的就是作为缔约者和主权者的公民。属于人民的权利归根结底属于公民，人民性在现代文化语境中最终显现为公民性。人民不是无个性的群集，而是联合中的公民。正如人民性来自于公民性一样。对人民的真正关怀也必须落实为对公民的普遍关怀。这种关怀不是居高临下的代言和安慰，而是让所有公民意识到自己的主权者身份，作为主权者站立起来，行使自己的权力，实现自己的使命。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什么底层人民和弱势群体，所有公民在人格和法律上都是平等的。”② 对卢梭这一理论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抽象观念上，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西方社会已经拥有了一套实现公民的权利与尊严的制度体系。如果要用卢梭的理论来观照中国，就应该充分考量到在中国语境下的适用性。当代中国社会仍然处于城乡二元结构体系之中，社会中仍然存在大量的弱势群体，农民固然“在人格和法律上都是平等的”，拥有充分的公民权利，但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仍然有着许多难以逾越的障碍。中国已经建立了健全的法律制度，但是，并不能就因此像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那样断定的那样，有了好的法律，就有了文明，诸如鞭打人的肉身和迫害天才等恶劣的事就不会发生。显然，中国人的法律意识与法律的实践并没有达到这样的状态，公民权，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权利仍危害需要经过艰苦努力来维护。 中国现实状态下的公民权不是左拉小说《几个选举场景》中所呈现的：作为选民，每个人意识到都有自己的权利、尊严、重要性并充分行使它。中国当代乡土作家乔典运的小说《问天》描写了一个村庄民选村长的故事，塑造了“听话惯了”、随大流、毫无公民意识的村民群体。村民把民主选举理解为“这是一个闺女许给两个男人，叫两个男人去争一个闺女，真新鲜”，村民们“都不操心选谁不选谁，有三爷哩，三爷选谁跟着选谁准没错”。③ 三爷不是想到充分行使公民权利，而是想谁对自己的恩情大就选谁。在最后无法决定选谁的时候，三爷决定带领全家人“上山给鸡打野菜”，以放弃选举权利来求得谁也不得罪。《问天》深刻生动地描写了中国农民群体的公民权利意识的缺失与民主法律意识的淡薄。 因此，王晓华先生所主张的以左拉公民叙事为本的人民叙事来实现文学人民性，在中国语境中会悬置、遮蔽中国实存的许多社会问题，造成文学人民性在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缺席”。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在中国文坛引起的巨大反响，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代文学对中国实存的、重大问题的“遗忘”，表现人民性高度的作品极为缺少的状况。 2、文学人民性概念溯源 建构新世纪中国文学的人民性，首先要明晰文学人民性的概念的历史内容及其发展变迁，进而把握文学人民性的本质内涵，创造真正具有人民性的文学作品。因此，对文学人民性概念进行溯源式的梳理与明晰化阐释，就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工作。 文学人民性的概念来源于俄罗斯。普希金首先提出文学人民性概念，别林斯基则对文学人民性概念进行了清晰阐释。别林斯基认为：“‘人民’总是意味着民众，一个国家最低的、最基本的阶层，‘民族’意味着全体人民，从最低直到最高的、构成这个国家总体的一切阶层。”④ 王晓华先生认为别林斯基的人民概念侧重于社会中的某些阶层，隐含着将人民性等同于阶级性的倾向。但是，这种理解是有所偏颇的。别林斯基对文学的人民性概念的阐释是极为广阔、深厚的，他对将人民性简单地理解为下层阶级性进行驳斥： 我们所以离题说了以上一段话，就为的驳斥这样一种毫无理由的见解：仿佛在文学方面，纯粹俄国的人民性只能从以粗糙的下层社会生活为其内容的作品中找到似的。……错了，一千个错了！现在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个时候，我们应该以常识底一切力量、以严格逻辑底一切力量武装起来，反对这种见解！……现在应该明白，恰恰相反，俄国诗人只有在自己底作品里描写有教养底阶层生活时，才能使自己成为真正民族底诗人……诗人在描写下等、中等和上等社会时，必须能同样地忠于生活。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