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卢卡契发表长文《叙述与描写——为讨论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而作》(以下简称《叙述与描写》或卢文)，这是他讨论叙事形式政治性问题的标志性成果，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史上探讨这一问题的最早文献之一，因而具有特殊意义。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常被认为就是政治分析，但不少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文学政治分析基本上是从作品内容角度展开，形式的政治性则一直是令他们棘手的课题。而不能克服形式的政治分析并不彻底，它为形式主义拒绝文学的政治性留下了最后的立足点。因此，《叙述与描写》不论对卢卡契个人还是对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史都十分重要。杰姆逊说卢卡契“最著名的就是他对于自然主义静态描述的解码”①，他高度评价《叙述与描写》中对叙事形式的政治分析“在今天依然可以被视为意识形态分析领域里的先驱之作”②。从今天的角度看，该文的洞见与困难，同时显示出马克思主义政治分析的锐利、深度和尚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故将其作为标本评析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卢文副标题涉及“形式”一词，需略加说明。“形式”(form)范畴的含义言人人殊，韦勒克断言“为文学形式找到上百种定义都不为多”③，尽管不无夸张，却道出这个概念使用的复杂情况。中西方学者如英伽登、塔达基维奇、赵宪章、张旭曙等都有专门清理这个概念的专论专著，有助于人们认识其界定的困难。张旭曙认为西方“形式”概念“歧义丛生，夹缠难理”④，“形式”已是一个很难找到共同本质、只有“家族类似”特征的概念集群，人们只能在具体研究语境中对其进行界定。据卢卡契《小说理论》以来的有关论述，《叙述与描写》中的“形式”当指作品感性直观的外观构成(语言和形象构造)。在他看来，小说若只重形式构造而不揭示历史本质，就是形式主义，自然主义和各种现代主义正是如此。这也是其副标题冠以“为讨论……形式主义而作”的原因。 《叙述与描写》从对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与左拉《萌芽》中两场赛马描写的分析开始。卢卡契说左拉小说中“凡是在一场赛马中可能出现的一切，都被精细地、形象地、感性地、生动地描写到了”⑤。这种对场景和对象进行精细描写的兴趣，在左拉及其后的自然主义作家作品中不断被强化。不过，卢卡契指出，“这种精妙的描写”对作品整体具有独立性、游离性和偶然性，同作品情节结构和人物命运并无紧密联系，它“在小说之中只是一种‘穿插’，赛马这件事同整个情节只有很松懈的联系，而且很容易从中抽出来”⑥。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叙述渥伦斯基参加的一场赛马活动，则着眼赛马对整体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的影响：“在《安娜·卡列尼娜》中，赛马却是一篇宏伟戏剧的关节。渥伦斯基的坠马意味着安娜生活的突变……引起了她同她丈夫决定性的谈话。小说中主要人物的全部关系通过这场赛马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⑦。赛马对整体故事情节和主人公命运的决定性影响，这才是托翁关注的重心，与此无关的一切场景和细节他都忽略不写。 卢卡契由此分别对司汤达、巴尔扎克等现实主义和福楼拜等带有自然主义倾向的作家小说进行对比性扫描，揭示双方都体现出与托尔斯泰和左拉小说相对应的艺术差异，这个差异在总体上正指向卢文的题目：叙述与描写。在他看来，托尔斯泰等和左拉等在表现形式上分别奉行叙述和描写的原则，导致两类小说一系列的区别。叙述以人的性格和命运为中心；描写以物和事为中心。叙述关注时间和历史过程；描写关注当下场景和状态。叙述的主体是体验的，表现出对世界主动、积极介入的兴趣和能力；描写的主体是观察的，表现出对世界被动、消极旁观的冷漠态度。叙述创造的形象世界着眼于整体，因而具有完整性、辩证性、有机性、必然性特征；描写创造的形象世界关注当下和局部，因此具有空间并置性、机械性、碎片性、偶然性特征。运用叙述与描写原则创造的形象图式决然不同，它们具有世界观意义。 卢文认为，这两种形象世界表现了资产阶级在其历史进程中的两个阶段(1848年是个大体的分水岭)和状态。司各脱、司汤达、巴尔扎克等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作家运用叙述的原则，其形象图式体现了对历史发展整体性、辩证性、有机性的总体把握和积极主动的姿态。而当资产阶级历史地进入到下降、落后、反动阶段以后，这个阶级中的伟大作家如左拉和福楼拜等，就与这个阶级处于矛盾状态。客观上他们只能在业已组织就绪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写作，但他们又拒绝参与这个社会，所以只能选取旁观的立场：“这一拒绝态度表现了他们对当时的政治、社会制度的憎恨、厌恶和轻蔑。……他们只能选择孤立这一条道路，来解决他们处境的可悲矛盾”⑧。福楼拜、左拉等作家冷漠观察而不是积极参与的态度，根本上与他们对现实社会的拒绝立场和无奈选择有关。但“他们都是他们时代的儿子，而且正是这样，便在世界观上为那个时代的见解所影响”⑨。因此，那个社会的辩护士的世界观会无意识地影响到这些作家，“使得客观现实的规律性遭到简单化和歪曲”⑩。他们作品中破碎、机械、静态、空间性的形象图式正是这种世界观的表现。卢文认定：描写“作为叙事创作的主要方法，产生于这样一个时期。当时由于社会的原因，对叙事结构中最重要的成分的鉴赏力业已丧失殆尽。描写乃是作家丧失了叙事旨趣之后的代用品”(11)。这样，表面看来纯形式性手法的选择和使用，在深层其实与特定历史阶段特定阶级的世界观和政治态度相关。 卢卡契论析的理论潜逻辑大体是这样的：作为形式要素的叙述与描写两种叙事手法在特定时期会上升为创作原则，它们创造不同的形象(叙事)图式，不同的形象图式潜含着不同的世界观，并具有不同的阶级政治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