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感是中国1980年代“美学热”中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它也是李泽厚美学体系的核心概念。李泽厚根据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关“自然的人化”思想推演出的“心理积淀说”，是当时关于美感的最有影响力的论述。李泽厚所大力倡导并为刘再复所通俗化的“主体性”概念，其重要理论依据就是与我们个体的审美活动息息相关的美感。但时至今日，随着西方消费大潮漫卷中国，在新的商品社会的条件下，我们如何看待美感，美感是否仍然是主体性概念的理论基石？美感与资本是什么关系？这些就是本文将要回答的问题。 一、生活的艺术化与审美的资本化 在讨论美感之前先谈两个老话题。一个老话题是生活的艺术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社会理想，生活艺术化在文人、艺术家中间大规模流行是在19世纪的欧洲。法国和英国的唯美主义运动推波助澜，给了它大规模传播的机会。就英国而言，当时著名的批评家、艺术家、文学家佩特、莫里斯、王尔德对生活艺术化都有生动的阐述，其中王尔德还有过许多惊世骇俗的实践活动，比如奇装异服，手持玉兰花或向日葵，把家装饰得色彩缤纷并具有浓厚的东方色彩等。但是这些精英派文人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冰山的一角。当时还有众多的通俗艺术家和文人妇女也在音乐、绘画、园艺、装修、通俗读物、生活起居等各个方面倡导并实践生活艺术化的理想。① 他们的名字我们今天听起来有些陌生，但由于人数众多，是一个基础广泛的群体。他们的社会影响，对生活艺术化的普及，比起上述几位经典作家，应该说是有过之无不及。 生活艺术化的理想在20世纪20-40年代也广泛流行于中国。蔡元培、周作人、宗白华、张竞生、郭沫若、朱光潜、江绍原、沈泽民、张闻天、汪馥泉、赵景深、吕澄、甘蛰仙、华林、樊仲云、李石岑、杨哲明、林徽音、叶群、唐隽、周谷城、徐仲年等人均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倡导人生艺术化和生活美学。② 他们或是基于中国古代的佛老思想，或是源自德国古典美学，或是直接取材于欧洲唯美主义，均对“生活之艺术”作出了极为丰富多彩、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表述。就社会影响而言，堪与19世纪后半叶的英国唯美主义运动媲美。 从今天学术研究的角度看，生活艺术化就是当今社会学和文化研究所关注和重视的课题——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我们知道，日常生活的诗学是法国理论家巴尔特、列斐弗尔和德塞都的拿手好戏，也是当代英美学者费瑟斯通和费斯克所推广和通俗化的研究领域。③ 但是早在20世纪初，在齐美尔和本雅明的著作中我们已经可以找到思想源头。把日常生活看作是一种美学形式，在齐美尔的《社会学美学》一文中有过出色的表述。他说，“对于一双训练有素的眼睛来说，每一个单点都散发出美的整体性。”④ 而本雅明的“垃圾美学”则使我们将平凡的都市生活进行审美化观照有了理论依据：以游荡者(Flaneur)的眼光注视城市的街道，以纨绔子(dandy)的诗学方式对待自己的形象，以蒙太奇的手法组合各种生活片断。所有这些论述可以看作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理论雏形。 对生活艺术化最深入的理论探讨无疑是来自福柯，他称之为“生存美学”。⑤ 福柯晚期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极为关注自我塑造与美学问题。福柯于1982年在法兰西学院的系列讲演“主体阐释学”在论述古代希腊思想时有大量关于“生活艺术”的讨论。⑥ 福柯认为，“生活艺术”是自由主体的表现形式：“让他的生活成为一种技艺的对象，让他的生活因此成了一种十足的作品……这必然意味着使用他的技术的人的自由和选择。”⑦ 在《性史》第三卷(1984)以及一篇题为《一种生存美学》(1984)的访谈录中福柯又发挥了“生存美学”这一主题。⑧ 不过最广为人知的段落来自福柯的著名论文《什么是启蒙？》(1984)。福柯在评论波德莱尔的“纨绔风格”、“优雅原则”和“纨绔子的美学”时指出，纨绔子是这样一些人，“他将他的身体、行为、感觉和情感，以及他的全部存在，变成一种艺术品。”纨绔子并非是那种去“发现自己”的人，而是一种试图去“发明自己”的人。现代性并不是要把人从生活中“解放出来”，而是迫使他把自己“生产出来”。⑨ 由此可见，福柯将自我塑造、生活创造和生存技术看作是现代生活的准则。他认为，使人的生存具有风格，也就是生活艺术化，才是真正的道德：“作为服从规则的道德理念正在消失……而填补这一道德空白的是与艺术相应的生存美学。”⑩ 与唯美主义和尼采的思想类似的地方是，福柯也把生存美学看作是一种以“关怀自身”为核心的“生活态度”。除此之外他还以古希腊审美的生存实践为背景，将生存美学看作是一种“贯穿于身体”的“生活技艺”。(11) 但无论是审美的“生活态度”还是自我形塑式的“生活技艺”，都可以隐约看出福柯对主体性在“微观”领域的肯定以及他对文艺复兴时期现代艺术人格的向往。 显然，福柯晚年的思想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对主体性的否定和批判态度有所缓和，转而希望对主体问题有所建树。这样福柯的生存美学已经失去了当年的批判锋芒。福柯在《事物的秩序》(《词与物》)中讨论主体概念的时候，将主体放在古典和现代的话语和“思想型构”的历史变迁中探讨，(12) 实际上对启蒙主义把“主体”、“自我”作为普遍性的概念和永恒真理进行建构的“宏观叙事”进行了彻底颠覆。而福柯在“微观叙事”，即倡导自己的理想时却重蹈覆辙，把生存美学普遍化，脱离历史的维度，这正暴露出福柯晚期思想的局限性。正如齐泽克指出，福柯的生存美学是一种“普遍主义的伦理学”。“把自己当成主体生产出来，寻找他自己特定的生存艺术”，因此“觉察到福柯的主体概念融入了人道主义的精英主义传统，并不特别困难：最能体现这个传统的，是文艺复兴时期关于‘通才人格’的理想，‘通才人格’能够控制激情，并把自己的生活改造成艺术作品”。(13) 其他学者如蒂莫西·奥利里也认为，在福柯晚期的美学思想中，可以隐约看到“那个古老的启蒙主义梦想：把个人的自由发展看作是其他一切人发展的条件。……福柯的伦理学只不过是一种……后康德式的努力，以重新点燃启蒙远景”。(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