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从类型研究的理论难题切入，借助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几对范畴，如有限／无限、有／无、变／常，对类型研究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哲学基础做了探讨。结合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一些具体类型形态，对类型研究这一方法进行了初步的操作。类型研究是一种面对中国小说研究现状而提出的新的批评实践。本文的结论是，类型研究将作为“突破口”，为摆脱目前中国小说研究困境而体现出其应有的理论潜力。 类型研究作为一种理论方法，是“古已有之”的。我之所以把这一方法运用到现代小说研究上，是基于两个方面的思考：一是，已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研究，多数是着力于创作方法、风格流派等层面，而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现代小说在美学上与传统的关系。二是，试图通过类型的研究来揭示传统的美学资源在哪些层面上，以怎样的方式获得创新和转换。从而，在更深入的意义上，理解20世纪中国小说在所谓的“现代性的历史叙事”背后所可能蕴藏的传统／现代、本土／外来等一系列复杂形态。在我看来，小说类型研究首要探讨的核心问题就是：一、艺术独创性和美学传统之间的矛盾关系；二、想象性文学创造的审美自由与艺术成规之间的矛盾关系。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类型研究最重要的理论命题。所有想建立类型研究框架的理论意图都必须围绕这两个难题而展开。我以为，要回答这两个难题有两条途径：一是思辩的方式，把这两个问题转化成哲学性的问题：常／变、有限／无限、必然／自由的矛盾关系。二是，通过对文本的具体解读，从而以文本事实或创作经验的方式指出美学传统如何得到创造性的转化，或艺术成规如何在创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前者的长处在于其哲学性的思考，逻辑性强；后者则在于其具体的描述性。做为引论一，本文的写作过程较多地借重于中国传统哲学做为理论资源，其目的是为现代小说的类型研究找到一种哲学基础；同时，结合具体的文本类型的分析解读，以求得理论的可操作性。 一 中国传统哲学对常／变，有限／无限，必然／自然这些矛盾范畴有许多思辩性的思考，这都很深刻地影响传统的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如对于常／变，《系辞》下云：“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变易之谓也；又云：“初率某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不易之谓也。《中庸》中云：“不息则久……如此者不见而常，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庄子》中言：“生生者不生”，“物化者一不化”，周敦颐《通分·动静》第十六论“神”所谓：“动而无动，静而无静，……混兮辟兮”（朱熹注：“体本则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辟’”）。可见传统哲学对常／变关系的洞究。 对于有限／无限的辩证关系的阐述，老庄哲学尤其具有思辩意味。《老子·十一章》中云：“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
填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尸牖以为室，当其无，有空之用。”《三九章》又云：“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故致数舆无舆”。后嵇康在《答〈难养生论〉》中申老子之旨曰：“凡此数者，合而为用，不可相无，犹辕、轴、轮、辖，不可一乏于舆也。”也就是说，辕、轴、轮等元件合而成车，这些元件是有限定性，而一旦成车，车却是无限的。这也就是《老子》这段话的意旨，苏辙在《老子释》中深得此句之解，云：“轮、辐、盖、轸、衡、轭、毂、
会而为车，物物可数，而车不可数”，其实质就是说明有限／无限之间的辩证关系。 常／变、有限／无限这两对矛盾关系，从根本上说，可以深化为必然／自由的关系问题，在《庄子》中对这一命题有着极精辟的阐述。在《逍遥游》中，庄子认为象野马、尘埃、蝉、班鸠、鴳雀、彭祖、列子、宋荣子、大鹏等这些自称“逍遥游”的人与物，还是局限于必然性的束缚之中，“犹有所待者也”。唯有“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者，才能“以游无穷者”。“乘”、“御”说明还是有所待的，但他所乘的是“天地之正”，所御的是“六气之辩”，说明他对自然界的必然性是有所认识、驾驭的，所以，才能超越必然性而达于“无待”的自由之境。这一思想在《养生主》“庖丁解牛”的寓言中得到形象的阐释。庖丁解牛日进月益，三年不懈，而终于“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
，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庖丁正是经历了“依乎天理”、“因其固然”这些对必然性的认识阶段，而后才能超越“有待”，而充分发挥自由创造的能力。庄子认为庖丁解牛“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仿佛就是美妙的音乐和诗。这就形象地道出艺术创造的真谛。因为审美和艺术创造就在于充分体现人类追求自由的内在精神本性，其最基本的途径就是不断超越各种必然性的束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