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文学理论界发表了不少评介西方当代文艺思潮及理论的著作，大大地促进了读者对西方的理解与沟通，但对于接受过美学教育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育的人来说，这些新话语总要引发出疑问：它们是货真价实的“新”或只是讨论问题的时髦话？换句话说，我们使用起来得心应手的那些概念、体系与西方当前声音最强的文学研究话语有什么差异？差异的由来是什么？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疑问就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目前在西方的处境如何？这些问题在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的近作《后期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可以找到一些参考。 《后期马克思主义》(Late Marxism,1990)有个副标题：阿多尔诺或辩证法经久不衰。由此可见，这是论述德国哲学家阿尔多诺，尤其是赞扬阿多尔诺辩证思维方法的专著。全书共有三大章，外加导言及结论。这三章分别讨论了阿氏的三本主要著作：《否定的辩证法》(Negative Dialectics,1966)；《启蒙辩证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1947)及《美学理论》(Aesthetic Theory,1970)。结论的题目是“阿多尔诺在现代化后时期”①，也就是说杰姆逊要探讨阿氏理论是否过时的问题。 阿多尔诺(1903-1969)是二十年代在德国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形成的法兰克福学派中的美学家。由于该学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希特勒上台后不得不纷纷逃亡国外，最终又聚于美国，挂名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之下。阿氏1934年从牛津大学转到哥大，度过战争时期，1949年返国任教于法兰克福大学，主持了德国的社会学战后重建工作，任该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及德国社会学协会主席。对于他的评价西方很有争议：有人说他抱着马克思主义不放，有人说他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还有人认为他是现代化时代的思想家，与现代化后时期的现实相距甚远。无论看法如何迥异，有一点是公认的，即他象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成员一样，对战前或战后西方左派运动，尤其是美国及西德的学生运动影响不大。《柏拉图以来的批评理论》在其中介绍说，“在（艺术与政治的关系）这个问题上，阿氏的观点很复杂，致使当时（六十年代末）的学生难以忍受”（1032页）。 杰姆逊写这本专著的目的何在呢？绝不单纯是因为阿氏是二十世纪中期“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②。他其实是通过重新解读这位最难懂的思想家的主要著作来“赞美辩证法本身”（11页），以期开阔人们的视野与思路，作为一种不同于结构主义后理论以及其它相关的现代化后理论（如哈贝马斯的论述）供人们选择。为此他的解读是围绕着当前西方哲学及文艺理论中的热点议题组织讨论的，而不是拘泥于原著的体例及系统。该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可供研究阿多尔诺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作为重要参考资料，更在于它演示了一种解读法：站在一定立场上（就杰姆逊来说是站在现代化后时期第一世界马克思主义白人学者立场上）阐释、评价前人思想的方法。从政治角度上说，更可贵的一点是，杰姆逊以马克思主义必胜的高昂信心结束全书。他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并预言事态的发展：“即使在一个充分现代化后的第一世界社会中也将不乏具有真正左派气质及观点的年轻人，他们接受激进的社会变革前景预见，而在商业社会中这种变革受到社会规范的抑制”（251页）。 然而本文的主旨不是评介杰姆逊如何展示阿多尔诺学说的，因为那是一个适合更加专门场合的话题；本文是要借助书中提供的资料和内容概括一下从现代化时期到现代化后时期西方文学理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具体说来就是传统美学在西方的遭遇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受到的挑战。 在《后现代主义—一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984)一文的结尾处，杰姆逊提出，文化工作者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建立一种“认知绘图美学——一种试图赋予个人主体以某种增强的在全球体系中的位置意识的教育”（译文127页）。换句话说，要有行动必先认清形势及个人的位置。本文企图做到的是为我国绘制这张西方文论形势认知图添上自己的一笔。 二十世纪中期传统美学的遭遇 作为对诗歌、绘画和造型作品的思考与批评的广义概念，西方美学可追溯到柏拉图前的西莫尼德、索福克勒斯等人，可谓源远流长了。作为一门严格的科学和哲学中的一个分枝的狭义概念，美学的创始人是十八世纪德国人鲍姆嘉通，距今也有二百多年了。 本世纪初，意大利人克罗齐在他的《美学的历史》(1902)中曾说：“美学科学才刚刚开始”（译本258页），而事隔九十年后的今天杰姆逊在概括西方情况时毫不含糊地断言：“在我们这个时代哲学美学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不可容忍的”（130页）。处于两者之间的阿多尔诺尽管写了整整五百页的美学原理，但全书既无整体框架又无系统论述，而是一些大题目的罗列，包含作者对这些题目的思考及意见。这是否揭示出当时（二十世纪中叶，现代主义后理论尚未弥漫之时）他已感到美学作为一门科学难以为继了？全书的第一句话似乎可为佐证，他写道：“如今，有关艺术的事没有什么是自不待言的，这一点已是自不待言的了。”欲理解此话含义可从哲学及艺术实践两方面着手。 论述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美学的影响，即使是简论，也绝非本文所能及。下面只摆出几点个人感受较深的读书收获。 如果说美学的基本论题是美的本质和作用的话，那么主体性恐怕就是其中的最大难题了，因为艺术无论从创作或接受来说都是高度个人的感官活动。朱光潜先生在《西方美学史》的结尾部分中总结出五种对美的界定后说：“美的本质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方式也是受历史制约的”（657页），这是真知灼见。在现代思想史上，从康德起，凡涉猎艺术的哲学家都试图解决这个主体性如何客观化的问题。康德提出在形式中应见到美，因为某些形式适应人的认识功能，所以能引起一种愉快的感觉。席勒进而提出把审美教育作为培养人的社会性格，从感性人过渡到理性人的最好途径。其后浪漫主义大反其道，鼓吹主观性，到二十世纪，哲学中再度出现反主体性、强调客观性的走向。T·S·艾略特的名句“写诗不是纵情，而是逃情，不是表现人格，而是逃避人格”③是这种审美倾向的宣言，不但引发出全部的批评方法，而且指导了一派新的诗歌创作。但是这些客观化的理论中都存在一个标准问题：康德假设人的认识功能大体上是一致的，不考虑不一致的人；席勒回应时代的声音，认为理性是可取的；艾略特名言还有后半句，即只有那些有人格和感情的人才知道欲逃避这些东西意味着什么。如从另一方面分析，他们有个共同的弦外音，即凡不符合他们标准的人就该自惭形秽，努力改造。二十世纪后欧洲中心论的荒谬性日益暴露，文化多样性是否该保留等问题促使人们诘问这些美学大师标准的正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