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0)05-0176-07 60多年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点和主张，从此，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就成为我国现当代文艺理论中的重要理论命题，乃至进入文艺理论教科书，作为文艺的基本原理被不断阐发。在新时期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时代背景下，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又引起了广泛讨论乃至激烈争论，“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点受到普遍质疑。在邓小平的主张下，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之类的口号，改为倡导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从此，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一理论命题不仅从各种文艺理论教科书中消失，而且也从人们的理论视野中淡出，理论界都有意无意地回避谈论这个问题。然而实际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无论是作为文艺实践中的一个现实问题，还是作为文艺理论与批评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都是难以回避的。目前，人们一方面有意无意地回避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惟恐招致思想理论观念僵化的嫌疑；另一方面，又为文艺实践和理论批评中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感到困惑不已。问题实际存在却又被悬置起来，得不到切实深入的探讨，于是就难免走向虚无主义：有人说，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政治问题而不是文艺问题，是实践问题而不是理论问题，言下之意即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然而我以为，凡事皆寓理，任何现实关系及其问题既然存在，必有其存在的道理，一时未能认识和说清，只意味着我们自己的认识能力有限，或者是由于我们的思维认识存在障蔽，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本身永远说不清楚。在当今时代条件下，面对文艺实践和理论批评中的种种现实问题，重新认识探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仍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要重新认识探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首先有必要对已有的各种理论观点进行一番梳理，并对其思维路径、历史合理性与局限性进行分析。 一是“从属”与“服务”论。毛泽东在《讲话》中首先提出并阐述了这一观点。在他看来，“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1]从这一观点出发他提出文艺批评之政治和艺术两个标准，并强调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新中国建立后，这一观点进一步转换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念与口号，一方面成为文艺的指导思想与方针政策，另一方面也进入文艺理论教科书，作为文艺的基本原理被系统阐发。如蔡仪主编《文学概论》专设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一节，提出“文学离不开政治并为政治服务”基本观点，并具体论述道：“阶级社会的文学，既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并为一定阶级的利益和需要服务的，也就必然是离不开一定的政治并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因为从整个社会来说，政治原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从各个阶级具体地说，政治也就是阶级的利益和需要的集中表现，而且只有经过政治，阶级的利益和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阶级社会的文学，从来就是、现在也是离不开政治并为政治服务的。”按照这个逻辑，教材进一步论证了“文学为政治服务，也就是为阶级斗争服务”；“文学为政治服务，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2]这个基本观点，从建国以来到新时期初普遍流行，影响深远。 二是“脱离”论。新时期文艺观念的拨乱反正，可以说就是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讨论开始的。1979年，《戏剧艺术》、《上海文学》相继发表文章，呼吁为文艺正名，对“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论、“文艺为政治服务”论提出驳难，由此引发了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基本特性与功能的大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除了少部分人仍坚持“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点外，大多数人都对此表示质疑，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违背了文艺的特殊规律，把文艺的社会功能简单化为政治宣传工具，容易导致文艺创作的概念化、公式化以及文艺批评的简单粗暴等等，从而危害文艺的健康发展。因此一些人倡导文艺应当与政治拉开距离，回归审美，这样才能保持文艺的相对独立性。这种观点和思路推演发展到极致，便是有人主张文艺彻底脱离政治，离政治越远越好。在新时期初的历史背景下，这种主张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情绪，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社会影响。 三是“既不从属也不脱离”论，即认为文艺既不从属于政治，但也不能脱离政治。最有代表性的是邓小平的论述，他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论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1979年10月，邓小平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的祝词中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3]1980年初，他又明确提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另一方面，针对那种“文艺离政治越远越好”的主张，他又特别强调：“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4]这一权威性论述在当时影响很大，对新时期文艺实践和理论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是“平行”论。在新时期初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讨论中，有学者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结构的学说，认为文艺和政治都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它们都受经济基础的制约，同时也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因此二者之间不是主从关系，而是平行关系。[5]这种观点在当时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五是“召唤与应答”论。有学者认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既不是从属关系，也不是平行关系，而是一种“召唤—应答”关系。它们中的每一方都在向另一方发出召唤，并有意无意地要求对方作出应答。而对于一方的召唤，另一方也必定要作出应答，由此形成一种对话关系。这种应答既可以是认同性的，也可能是对抗性的，由此形成一种特定历史语境中双向互渗互动的功能性关系。[6]这种观点富有新意，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和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