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萨义德刊发了论文《理论旅行》之后，我们谈到某种理论的接受状况时，常常很难避开该文的逻辑力量的诱惑，很难对它的若干假设和推论置若罔闻。萨义德本人在几年后写就的《理论旅行再思》一文中，概要阐述了它的基本观点：“当某种人类经验首次得到记录，并继而得到某种理论化系统阐述时，它拥有的力量，其根源既在于它与一些真实的历史环境直接相关，也在于它就是由这些环境所有机地引发的。该理论的诸多后续文本无法复制其原初的强度，因为彼时的情境已经止息下来，并发生了变故。这样，这一理论会有所贬损和削弱，并转变成了比较温驯的学术替代品，置换了真实的事物，而其目的在我所分析的作品中原本是致力于政治上的改变。”①对理论旅行的再思，作为一种自我批判，把对理论发生变故这一事实的评估，由负面的转变成了积极的。在第一个文本里，萨义德指出，卢卡奇充满激情的阶级理论，变成了戈德曼有关世界观、集体意识、同源性等等的一套精致的悲剧理论。而指向政治颠覆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之所以被降格地挪用为某种学究气的《隐蔽的上帝》，其主要原因是历史条件的变化：卢卡奇的著述动力来自革命现场，而戈德曼的学说则反映了客居巴黎大学的一位学者完成博士论文的学术压力。在第二个文本里，萨义德不再去询问什么导致了变化，而是认为这其实也挺好：“它的发展实际上偏离了其原初的论述，它并没有驯化于卢卡奇出于喘息和最终解决的愿望而设定的那些条件，而是，通过移置到另一个区域，它点燃了，或者说，重启并再确认了其内在的诸多张力……”②萨义德接着用阿多诺和法侬对卢卡奇理论加以改造的例子，说明了理论的挪用会产生创造性的结果，这种颠覆卢氏正统教条的做法，原本是一桩值得额手称庆的好事情。 我这里考虑的是：萨义德在理论旅行中是否只是考察了理论的批判性变异这一种情况？换言之，无论起初他讨论的戈德曼对于卢卡奇去政治化的降格运用，还是后来谈及的阿多诺与法侬对卢卡奇不乏新意的改写，萨义德所看到的都是某些才华横溢的著名理论家，也就是说，他总是在批判意识的引导下寻找着对卢卡奇进行批判性接受的那些思想家。然而，当我们讨论西方某些理论在中国旅行的时候，例如在讨论本雅明艺术理论的中国接受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不假思索地挪用萨义德的这一理论预设呢？其困难在于，假如我们顺着萨义德的思路，去寻找中国的理论家们对本雅明艺术理论的创造性改造或改写，我们很可能会一无所获。如果是这样，那么，对于本雅明艺术理论的中国接受，是否因此就变得不值一提了？ 就我个人印象而言，还没有哪位中国学者以戈德曼、阿多诺或法侬的那种方式，对本雅明的看法进行了旧瓶换新酒式的改头换面的再阐发。但问题是，本雅明艺术理论引入中国其范围之大，时间之久，影响之深，又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当我们将这一事实放置在中国最近三十几年来译介西方文化典籍的进程之中考量，其独特的重要性就更显豁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语学界开始重新将目光投向他们已经生疏了几乎有半个世纪之久的西方同行，并以极大的热情和极大的规模翻译、介绍西方学术著作。这种趋势迄今方兴未艾。尽管大多数著名的西方学者都以某种方式为中国学人所知晓，但是并没有完全得到与西方同等程度的重视。即使有一些学者力图以自己的主观努力来说明某一些学人的重要性，但是这些学人并未能超出单纯认知的范畴，未能作为一种有力的话语资源，融入中国学术的问题域，从而构成塑造中国学术场域的某种影响力量。然而，本雅明却是中国学人经久不衰的宠儿。不仅他的文章被广泛翻译出版，特别是《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以各种版本出现在至少十数种出版物中，而且，他在各种主要是概论性或具有批判意味的介绍性研究中得到相当多的关注。此文中的诸多术语被许多青年学生所熟悉的活跃学人频繁征引，甚至他的文体——格言的、华丽的、沉思的、晦涩的、略带忧郁的文体——也引起了读者尤其是新潮批评家的美学兴趣。 萨义德的“理论旅行”之说在这里遇到了阐释的盲区。之所以如此，很可能是因为，萨义德虽然作为后殖民理论的首席理论家，能够对西方文化采取一种客观化的立场；然而，毋庸讳言，这位在西方一流学府接受过精英教育的学者，充其量也就只能在西方文化内部将其自身逻辑客观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批判性构成了西方现代学术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具有批判性的理论回应在萨义德看来才具有理论旅行的意义，这并不奇怪。但是，我们是否可以想象别一种理论旅行：在这里，理论的旅行并不呈现为从一个理论家到另一个理论家叠相传递的异形变奏，而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在自己所从属的历史语境的压力之下，进行的某种具有高度选择性的工具式挪用过程？如果对于某种大规模挪用过程的关注是有价值的，那么，重要的便不是某种特定理论所经历的种种裂变和转换，而是在越过其原初西方语境的樊篱之后，在完全不同的文化空间里被接受或消费过程中，它所呈现出来的独特阐释潜力。就本文而言，我所关心的并不是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理论在中国被任何一位理论家所批判性地继承或发展，从而变成另一种新理论，而是观察这种理论以何种方式被接受，本文还将思考此接受方式背后所泄露的玄机，即分析某些暧昧难辨的中国文化传统惯性与政治情绪如何协同构成了接受这一理论的主观条件。因此，我感兴趣的，是一种特定的异域理论在中国特定的历史语境下与某些中国人文学者的互动过程；对这样的过程的考察，旨在进行学术与文化政治双重含义的解读。我相信，通过本雅明艺术复制理论的中国化，也就是通过某种不可避免的误读，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某种显扬和遮蔽，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独特的视角，从而得以探究中国文学艺术理论进程背后的某种学术/政治无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