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言学转向与修辞学复兴 20世纪西方哲学出现了“语言学转向”，这一转向对哲学、诗学、美学以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都产生了深刻影响。语言学转向在文学理论领域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促使了把诗学与语言学结合起来的、把文学语言作为文学研究重心的“语言学诗学”(linguistic poetics)的产生。尽管狭义的“语言学诗学”发源于俄国形式主义，对语言的关注在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的文学理论史上，一直都存在着一种语言论视野，一种从语言角度切入文学思考或研究的诗学运思方式。正是因为此，我这里倾向于从最广义上使用“语言学诗学”一语，并曾用“语言诗学”而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语言学诗学”来彰显这种广义之义。① 语言诗学总是与一种语言视野相关联，但语言诗学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王国，相反，它是一种开放的、具有极强辐射力和增生力的研究领域，语言与哪种现象有关系，语言诗学就与哪些领域有关系。对于语言诗学，我们既可以根据它所依据的语言学、语言哲学基础梳理出不同的谱系，如语言形式诗学、语言文化诗学、语言存在论诗学、语言解释学诗学等；也可根据其研究对象或切入角度的不同，把当今所有的语言诗学研究划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原生性”语言诗学研究和“继发性”语言诗学研究。前者是从语言角度切入文学研究，其对象主要是文学艺术的语言，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英美新批评等西方现代形式主义文论，以及国内的各种文学语言研究，都是典型的原生性语言诗学研究。后者则是从语言哲学角度或语言学角度切入文学理论研究，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从语言角度切入文学研究或对文学语言表现出某种特别关注或自觉的文学理论，亦即“原生性”的语言诗学理论。如国内学界对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等西方形式主义文论的专题研究，以及从语言学、语言哲学角度对中西诗学的比较研究，都是典型的继发性研究。无论是原生性还是继发性的语言诗学研究，都既标明了一种语言学、语言哲学的研究视野，也标明了一种与语言相关的对象领域。语言文学、语言文论、语言文化正因为它们都与语言密切相关，我们才可以从语言角度加以研究，并使它们成为语言诗学研究的对象领域。 文学活动作为一种语言实践活动，它实际上也是作家通过对语言的特殊使用与读者进行交流的活动，作家创作因此也面临着如何通过对语言的有效使用来达到他所追求的表达效果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实际上也是一种语言修辞的问题。因为所谓“修辞”(rhetoric)，就是“指运用语言进行有效交流的艺术”；而修辞的意义正在于运用各种语言手段“努力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②文学活动不可能不重视文学语言的表达效果，它也不可能不重视语言修辞问题。既然文学语言与修辞艺术密切相关，关注文学语言的“语言诗学”就不能不与修辞学相遭遇。虽然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修辞学”与“诗学”是两门不同的学问，但从一开始它们就有着一些共同关心的话题。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一方面促使了关注文学语言的语言学诗学的产生，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关注语言有效运用的“修辞学的复兴”。尽管今天修辞学研究已不局限于语言学范围，而是被推进到一切策略性地使用符号进行有效交际的领域，但在西方传统中，语言学与修辞学具有一种亲缘关系，所谓修辞就是语言修辞。正是语言学与修辞学的亲缘关系，使得20世纪西方的“语言学转向”，也重新点燃了人们对于沉寂了数个世纪的古老的修辞学的兴趣。 美国文学批评家、修辞学家韦恩·布斯(Wayne Clayson Booth)在有关《修辞学复兴》的演讲中说：“如果认为修辞就是人们为了改变彼此思想却没有给出适当理由而做之事，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修辞时代。”布斯把修辞学分成“拙劣修辞学”和“良好修辞学”，认为前者是通过奉承或欺骗方式达到劝说的目的，而良好修辞学则是“使同类参与到相互劝说的行为中去，即相互质询的行为，这极有可能成为一件高尚之事”。布斯希望的是，我们能够处在一种“良好修辞学”而不是“拙劣修辞学”的时代。这种良好的修辞学时代，“视相互劝说为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在沟通交流中存在”。③布斯还希望：在一个修辞学时代，“各种专业化的修辞学，不论狭义或是广义，至少都应像非修辞学模式的文学史或文学批评那样得到专业上的尊敬”。④不管布斯的观点是否失之激进，但可以肯定的是，现代修辞学的复兴，为“诗学”与“修辞学”的结合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也为那种广义的语言诗学研究开辟出更为广阔的前景。但由于篇幅的关系，这里对此不予展开全面论述，只是想在语言学转向这一总体背景下，从语言观念的修辞论转向这一特定视角出发，考察一下修辞学复兴对当今的文学理论研究产生了什么影响。根据布斯的观点，修辞学复兴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事情，而这一时间，西方语言哲学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便是出现了更大规模的语言观念的修辞论转向。 二、语言观念的修辞论转向与修辞语言观 在西方传统中，修辞学被视作与逻辑学、语法学并列的语言学的三大分支学科之一。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和“修辞学复兴”，使修辞学与诗学的关系被重新看待，也使修辞学与逻辑学的关系被重新审视。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哲学家最初主要是从“逻辑”和“语法”角度来看待语言的。海德格尔曾明确说：“形而上学很早就以西方的‘逻辑’和‘语法’的形式霸占了对语言的解释。我们只是在今日才开始觉察到在这一过程中所遮蔽的东西。”⑤在古希腊，没有语言这个词，语言被称为“逻各斯”(logos)。“逻各斯”的两个最基本义项是“言说”和“理性、逻辑”。逻各斯中心主义也因此被德里达解释为“语音中心主义”和“理性或逻辑中心主义”。西方传统语言观因此也是一种“语音中心”语言观和“理性或逻辑中心”语言观。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传统修辞学和诗学研究，也正是在这种逻辑语言观的视野中展开的。修辞术被亚里士多德视为“辩证”的对应体，视为一种“说服功能”和“逻辑技巧”，诗则被视作出于理性求知和审美目的模仿，二者无论在形式还是在功能上都被严格区分开来，并分属于修辞学和诗学的研究对象。但20世纪“语言学转向”以来，西方哲学出现了一种反逻辑语言观的潮流，人们越来越强调潜藏在语言背后那种反逻辑的更深刻、更本真的东西。这种反逻辑语言观的表现之一就是用“隐喻”或“修辞”来解释语言的本质，认为一切语言都是修辞性的，而修辞并不是一种与“逻辑”和“语法”相一致的现象，它是对逻辑和语法的偏离和破坏，是一种艺术手段，是一种文学或诗性特质。反逻辑语言观的转向，因此既是一种修辞论语言观转向，也是一种诗化、审美化语言观转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