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代行为的危机 1919年，巴赫金发表了短文《艺术与责任》①。该文提出人类文化的三个领域——科学、艺术与生活的整体和部分的问题，认为各个部分具有内在的联系。现在艺术与生活之间产生了不和谐的情况，两者不相为谋，生活与艺术创作之间发生了失衡现象，部分与整体处于分裂状态，在个人身上不能得到统一。艺术自认为与生活无关，诗人任凭灵感创作，生活则认为无所求于艺术。巴赫金的短文指出，要保证诸因素在个人身上的相互联系，则个人必须在自己身上做出统一的回应。“生活与艺术，不仅应该相互承担责任，还要相互承担过失。诗人必须明白，生活庸俗而平淡，是他的诗之过失；而生活之人则应知道，艺术徒劳无功，过失在于他对生活课题缺乏严格的要求和认真的态度。”“艺术与生活不是一回事，但应在我身上统一起来，统一于我的统一的责任中。”②作者强调了艺术应当面向现实生活，最大的要求就是对生活负责，并且相互负责。至于说到生活庸俗而平淡在于诗之过失，这就失之偏颇了。 巴赫金的短文，就其写作的文化背景来说，首先，它的内容正是这时期巴赫金与朋友们一起不断探讨、谈论的主题。而且，几乎就在巴赫金发表《艺术与责任》的同时，与他同处的他的挚友、受过新康德主义创始人柯亨及卡西尔等人亲炙、已经撰写过一些论文的卡甘，发表了《艺术、生活与爱》一文，与巴赫金的短文中的“责任”紧相呼应。卡甘直截了当地说：“一，好像存在着独立于人们生活之外的纯艺术；二，好像存在着独立于艺术关系之外的人们的生活。事实上，两者都并不存在……真正的艺术是生活的艺术和为生活的艺术……在所有的关系中，所有的每一个人都需要艺术，应该以自己的每一步的生活来创造它，否则，生活将是没有爱的生活。”卡甘明确地认为艺术不能独立于生活之外，而应回应生活，艺术是一种生活的艺术和为生活的艺术，在两者关系中艺术自有其特定的责任。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巴赫金的这一短文就其指向来说，并非空穴来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头二十年，俄罗斯文化、哲学、宗教、文艺思想愈趋多元，诗歌、绘画、音乐中的派别十分活跃。诗歌中的高蹈派固然余绪犹存，而随后的颓废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形式主义等派别，可说是轮番争锋，就艺术与生活的相互关系争论不断。1913年，鲍·艾亨鲍姆著文说道：“在所有的其他问题中，现在特别要尖锐地提出的问题是：艺术应该如何对待生活，艺术从生活中吸取什么，拒绝什么。”他对那些主张“在生活与诗歌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区别”的作家评价甚高，这就把生活与艺术画上等号了。可他又说“艺术不应使我们摆脱生活，而是相反，应使我们在自身的生活中更像艺术家”。他认为，在俄罗斯的象征主义(日尔蒙斯基语)首先是阿克梅主义者和他们的同盟者业已胜利凯旋，这一流派强调物体的象征性、用词的音响、对原始主义的向往，但在颓废派的创作中正好相反，提出“诗歌和生活都宣布彼此是相互敌对的”。这时维·什克洛夫斯基著文宣称“艺术即手法”，他推崇未来主义，把这一流派之外的作家称做低级的人，但又宣称，“你们脱离了生活，想把艺术变成宠物狗，这样，你们也就被艺术所驱逐”。而诗人勃留索夫又另有主张，认为象征主义是19世纪现实主义的继续，“我们要求诗人，他不仅以诗歌不倦地带来自己的‘神圣的祭献’，而且还应有他每一时刻的生命、每一感情——自己的爱，自己的恨，成功与堕落。让诗人创作的不是源于书本，而是自己的生命”。这时期有关生活与艺术关系的说法相当驳杂与矛盾，争论也多，巴赫金所发的短文，其实只是“首都的争论在外省的一个回声”③。 20年代初的几年，巴赫金写作了《论行为哲学》、《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与《话语创作美学方法论问题》以及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稿。这些论著大部分都未最终完成，也未做过修订，其中特别是《论行为哲学》，行文晦涩，但从中可以看到巴赫金的道德哲学、美学的思想建构与美学的伦理化倾向。在《论行为哲学》一书中，他透露试图建构系统哲学的计划，一是探讨实际体验的现实世界的基本建构因素，二是探讨作为行为的审美活动，艺术创作伦理学，三是政治伦理学，四是宗教伦理学。这一构架可以让人看到巴赫金企图构建庞大、系统的“第一哲学”的设计与德国哲学的影子，但是在那个不安定的社会制度发生激变的环境中，这种“第一哲学”的庞大计划与他崇尚的东正教宗教思想而设计的伦理哲学，是难以实现的。 《论行为哲学》是《艺术与责任》在理论上的进一步拓展，虽然它只是一部残缺不全的文稿，但信息量很大。它以“责任”为重心，贯穿全篇，责任通过行为而实现，这是试图在行为本体之上建立一种道德哲学。在巴赫金的《论行为哲学》里，行为大体相当于行动、活动，包括肢体活动在内，涵义宽泛，当然，也并非所有行为都与责任相关。这部著作提供了不少富于建设性的思考，勾勒了一种不同于抽象的理论哲学中的伦理哲学的轮廓，这应是俄罗斯哲学思维的一个进展，虽然这篇著作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公开发表。下面我们对其基本思想略作展开。 在《论行为哲学》里，巴赫金像当时其他著名的哲学家一样，表达了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文化、旧的抽象理论哲学思潮的不满。关于这一点，俄罗斯哲学家弗拉·索洛维约夫早在19世纪下半期就指出，西方的哲学危机，就在于这是一种“纯粹思辨的定向”的哲学，一种“抽象的、在专门进行理论认识的意义上的哲学”④。就以康德道德哲学中的“绝对命令”来说，巴赫金认为，“绝对的命令把行为变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法规，不过这法规却没有确定的实际的内容，这只是法规本身，是单纯的法规观念；换言之，法规内容就是法规性本身，行为应是合乎法规的”。康德要把行为当做绝非偶然的现象，是带有强制性的，有其正确的一面。但是法规性这一概念，只是在论证这种行为的合理性，追求判断是否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这样，就把行为划入了纯理论的范围，自然只有通过纯理性去判断。“于是，行为被抛进了理论世界中去，而理论世界对法规性只有空洞徒劳的要求。”⑤ 延续多年的现代哲学危机实际上是文化危机的核心。巴赫金认为，欧洲文化的“现代危机从根本上说是现代行为的危机。行为动机与行为产品之间形成了一条鸿沟……金钱可能成为建构道德体系的行为的动机……全部文化财富被用来为生物行为服务。理论把行为丢到了愚钝的存在之中，从中榨取所有的理想成分，纳入了自己的独立而封闭的领域，导致了行为的贫乏。托尔斯泰主义和各种文化虚无主义就是由此而来”⑥。一些新兴的哲学派别，极力挣脱形而上的抽象理论，而将其分解为文化与其他具体学科的多个方面，探讨了不同层面上所具有的价值，但在根本上没有解决问题。原因在于它们“不能说明行为和行为在其中实际上回应实现的那个世界”，不能弥补“文化世界与生活世界相互割离的、不可逾越的、行为与责任互不相合的裂痕”，即使当时流行的哲学派别如实证主义、实用主义也没有做到。他认为，有的新康德主义者自称他们主张的这种实践理性的哲学，已达到显而易见的高度，在德国哲学界颇有声势。但是，巴赫金批评说，“这种科学的哲学却只能是专门的哲学，即文化诸领域及这些领域统一体的哲学(是由文化创造的诸客体出发，从它们的内在规律出发所作的理论阐述)”，仍然是脱离了现实存在的纯思辨哲学。它对世界的认识也只是纯粹思维的世界构图，是纯粹意识的产物。在这种困境下，俄国哲学界“有的人转向历史唯物主义……另一些人则从神哲学、神智论等类似的学说中寻找哲学上的满足。它们从中世纪与东方的参与性思维中吸取真实的智慧，但是作为统一的观念这不是多个世纪以来参与性思维的个别观点的简单的综合。由于方法论上的缺陷，即使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现实与预设，存在与责任方面，未能做出方法论上的区别”⑦，也即在现实与存在的相互责任方面未能做出方法论上的重要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