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4］04－0066－05 托尼·本内特是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的后起之秀，20世纪70年代鹊起于学界，与雷蒙·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E.P.汤普森、特里·伊格尔顿等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一脉相承，注重在社会实践和文化经验中推进理论建构。但本内特并非只是传统的忠实继承者，有感于资本主义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所导致的深刻历史变革，本内特不再局限于对马克思主义及文艺理论的重新阐释与细节修补，而是从马克思主义转向后马克思主义，以更加包容和开放的视野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拓展新的生长空间。 一、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 本内特从马克思主义转向后马克思主义，与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有直接关系。20世纪60年代，卢卡契等欧陆理论家的观点传入英国并迅速获得认可，佩里·安德森曾热情洋溢地赞颂：“西方马克思主义便这样自始至终地主要关注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自从启蒙时代以来，美学便是哲学通往具体世界的最便捷的桥梁，它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具有一种经久不衰的特殊吸引力……也许最终可以证明，这些作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永恒的集体成果。”①本内特肯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批判精神和革命意识，但更敏锐地指出其面临着严重困境：“从接合表述的意识形态收益上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开辟的美学理论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从长远的理论成果来说则不然，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取得的成就是以关闭了长远的理论和政治生长潜力为代价的。”②它非但没有以新问题置换资产阶级哲学美学的旧问题，反而继续沿用了哲学美学的概念、范畴和方法，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化、社会化的逻辑要求，不能为文学现象提供有效的解释，具体表现为如下两点： 首先，以卢卡契为代表对文学界定的唯心主义简约论。受康德、黑格尔等哲学美学的影响，卢卡契等西马理论家“一方面宣称尊重艺术的超验性，无法接受单纯从艺术的社会状况视角来解释艺术，另一方面，又不想回避从社会历史状况解释审美”③，但是在具体运用中，他们将复杂的社会历史影响简化和抽象化后悬置一边，在文学客体和人类主体之间架构了固定的审美关系，“主体把自身视为人的自我建构历史过程的产品，相应的艺术作品体现了这种过程，同时也预告了它们的完成。任何对各种各样的孕育艺术作品的社会关系的不同结构的审视，任何对这些孕育在那些关系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的审视，都被预先确定，以至于这种关系被坚持，最终被抬升为普遍的易受哲学规定影响的主客体关系。”④也就是说，文学与现实世界保持一种永恒不变的关系，可以克服劳动分工对主体造成的异化影响，帮助主体认识到特定历史阶段对个体的价值需求，促进主体意识的自我改进和完善。这无疑忽视了文学在现实社会中的多元化角色和对人类情感的多样化满足，忽视了文学客体与人类主体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将文学固定到超验的主客体关系中。 其次，以阿尔都塞为代表对文学界定的多元决定论。阿尔都塞对文学的界定是通过与意识形态、科学的否定性比较获得的，即文学既非科学也非意识形态：文学与科学的区别在于前者以感觉的形式认识对象，而后者则以概念的形式认识对象；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从内部对后者的疏离和观照，而后者为前者提供了意蕴空间。但文学与意识形态和科学的关系又决非单纯的否定关系：文学在某些作用上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提供了与科学同样客观的知识。本内特指出，这种表征的最大困难在于导致了无立场的扩散，意识形态、科学这些概念本身就是不明确的，它不能为文学的界定提供一个稳定、可靠的基础。同时，单纯依据彼此之间的关系进行身份的界定，把社会因素排除在外，文学成为悬浮在空中的楼阁。 阿尔都塞对文学界定的困难实际上来自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学自律性的机械强调：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赞同社会历史条件对文学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又强调文学的相对自律性。本内特指出，外在决定论和内在自律论的僵化处理使西方马克思主义陷入了“多元决定”的悖论。为了证明文学是内在自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使自己的分析调整方向，悬置起文学生产的历史背景以及文学与世界、作家、读者的互生关系，转而探求文本的形式、结构、符号等，这些形式特性使某些文本被称为文学。“从这样的假定出发时，即从被指定为文学的文本一定有一系列潜在共同品性出发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就离开了它所要求的社会历史具体性场域。”⑤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为了证明文学文本的共同品性，西马理论家不得不主张文学具有一种固定的功能，而这种功能恰恰是社会历史的分析难以触及的。本内特指出，对文本超历史符号系统的内部分析和对文学生产历史语境的外部分析之间具有太大的张力和冲突，以至于根本无法调和。 在对卢卡契、阿尔都塞等西马文论进行质疑的同时，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引起本内特的深深共鸣，在他看来，后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大的理论优势。 首先是对解构主义方法的容纳和运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唯心主义简约论的框架下，为文学设定了形而上的本质，因此以反本质主义为特色的解构主义被看作理论宿敌，被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预设前提和理论程序构成了挑战。不可否认，解构主义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对宏大历史的绝对认知，摧毁了经济决定论和阶级斗争中心论占有的认识论优势。然而，本内特指出，解构主义带给马克思主义的绝不仅有消极影响，更有积极的、生产性的理论图示：“通过对解构主义理论元素的批评性借鉴，马克思主义能够更好地重塑自己的问题和目标，为自身敞开更广阔的政治空间。解构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有助于马克思主义重新思考它与政治实践的关系，更有效地实现政治干预。”⑥后马克思主义对解构主义的运用，使马克思主义批判性地修正了经济、科学、历史等的概念，去除掉继承自19世纪哲学、历史以及意识形态理论中的绝对确定性、本质主义真理和超验性保障，避免了因为它们的滋生所导致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今时代政治效用的削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