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路径选择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是一个需要辨析的概念。作为总称，它指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基础进行的女性主义理论建构，既是女性主义的主要分支之一，也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由于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都有非常活跃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也形成了多个派别，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马克思主义女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出现最早的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立足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来阐述女性问题，为了区别于总称，本文用“传统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来指称这一派别；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发展稍晚，吸收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强调性别压迫和阶级压迫都是最基本的压迫形式，“侧重于从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结合中展开对女性受压迫地位的分析”(许春荣5)，主张用性别视角完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唯物主义女性主义重在对性别压迫的文化表现进行唯物主义的解释，并在后结构主义话语理论的影响下把对文化的意识形态批评深入到对话语的意识形态批评；此外，在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还产生了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中就呈现出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促动了女性主义理论的推进，但女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提供的资源，也有基于自身立场的选择。进入20世纪，以卢卡契、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早期“西马”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强化精神性实践的维度，建构以意识哲学为基础的美学和文艺理论，主张主体意识和文学艺术等精神文化产品对物质现实和制度体系应具有超越性。然而，女性主义从一开始就把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文化传统视为长期存在的父权制社会的产物，更对已被性别化的主体持怀疑态度，其理论重点在于剖析父权制如何通过文化实施和巩固性别压迫。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最先发展起来的也是对男性经典的批判性阅读，因此，它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时，较少关注时代更接近的以意识哲学为基础的审美救赎论，而更倾向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对意识的社会学分析，更倾向于把美学、主体意识以及文学艺术看作不能与物质基础和政治经济制度剥离的社会文本。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满足于仅仅对父权制及其文化产品进行批判，更希望从正面建构“女性意识”，从思想上、精神上对女性群体进行改造。为此它吸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哲学的理论模式，以作者意识、作品精神意蕴、读者意识的连接为前提，积极提倡具有“女性意识”的文学写作，把文学作为实现女性主义文化目标的重要途径。但是，意识哲学的理论模式在当时已被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质疑，以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评和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为代表的当代“西马”，发展了文化生产的理论模式，视文化为社会生产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对社会生产的反映，并致力于在一切文化产品及其形式中追索物质性和体制性的因素。正如伊格尔顿所说，“‘文化’最先表示一种完全物质的过程，然后才比喻性地反过来用于精神生活［……］用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文化这个词语使得基础与上层建筑在一个单一的概念之中得到了同一”(2)。这是在新的理论语境中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回归和发展，与女性主义的文化观有更多契合之处。文化生产的理论模式促进了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结合。随后，在后结构主义推动下，后马克思主义从意识形态批评中发展出话语批评，一方面沿用文化生产的理论模式，认为话语既是文化生产的结果也是其方式，但它倾向于以话语实践涵盖一切社会实践，身份认同被等同于主体对某种文化立场的认同和呈现，意识哲学的理论倾向改换了衣装再次登场。这一倾向也见于当代女性主义，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性别操演性”(gender performativity)是其典型代表，从文化生产理论的逻辑出发，性别主体的社会建构性被推向极致，先于社会表征的身体是不存在的，精神/身体的二元区分应该被质疑(巴特勒，“性别麻烦”17)；但这也意味着主体的性别意识是可变的，而意识的变化可以重塑人们作为男人或女人的身份，可以重新表征身体，如此一来，又回归了意识哲学的逻辑。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也吸收了后马克思主义对话语、表征的重视，但它致力于使包括话语批评在内的文化批评回到更丰富的社会实践的领域中，维护和恢复女性主义身份政治与现实中的女性群体的关联。所以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在承认后马克思主义话语批评的洞察力和启示性的同时，也指出它“侵蚀了女性主义赖以批判父权制的根基”(Hennessy “Introduction” xv)，并认为应该提倡一种与总体性社会分析相互补充的“话语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① 总体而言，“西马”的意识哲学理论模式和文化生产理论模式，都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文学批评和文化理论有重要影响，它们的影响不是阶段性的交替出现，而是同时存在并形成一种张力，随着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文化生产的理论模式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中占据了上风。 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女性主义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女性主义的三大理论资源之一，而且，相对于另两种重要理论资源精神分析学和后结构主义，它对女性主义的影响更全面，历史也更长久。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本来就有关于性别不平等问题的阐述，随着女性主义理论的兴起，这些观点必然会进入女性主义的视野。 考察女性主义理论的建构，我们可以看到经典马克思主义原理是如何在女性主义领域发挥影响的。“女性”和“性别”是女性主义理论的基本范畴，但这些概念原有的涵义是漫长的父权文化的产物，往往与女性主义的政治诉求和理论逻辑形成悖论，为此女性主义理论必须对这些范畴进行更新。女性主义最重要的理论突破在于把“女性”和“性别”还原为社会学范畴，揭示性别区分不单是一个生物学事实，而主要是一种具有政治经济目的并体现权力关系的社会建构。由此，在父权文化体系中居于弱势、负面、消极位置的所谓“女性本质”并非先天的生物学属性，而是后天的社会处境的产物，不是女性本身导致了她作为“第二性”的次要从属地位，而是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生产”了这样的“女性”，换言之，父权文化制造出所谓的“女性本质”，却把原因归结于女性先天的生理、心理属性。区分“女性”的生物学层面和社会学层面并取消二者之间的必然联系，是对被束缚在旧有社会角色和行为模式中的女性群体的极大解放。显然，马克思从人类社会实践来理解主体的形成，把人的本质视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女性主义的需求提供了理论基础。为从社会实践的角度重新审视“女性”作出奠基性贡献的女性主义理论家西蒙·波伏瓦，就有明确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背景。黑人女性主义和后殖民女性主义兴起以后，对女性群体内部差异性的强调是女性主义理论对“女性”范畴的又一次突破，这仍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反对把人的本质抽象化、普遍化的历史唯物主义逻辑。女性主义关于“性别”的讨论，还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性别压迫就被表述为阶级压迫的一种形式，是一种有意识的制度性建构，因此女性解放的道路也与消灭阶级的途径一致，都要以改变在经济关系中的地位为起点，为基础。后起的女性主义理论虽然批评这种解释忽视了性别不平等的特殊性，忽略了其中的非经济原因，但仍然认为从家庭模式、劳动分工等社会制度来分析女性处境的思路是极具启示性的，也认同性别与阶级之间存在的相关性。《性政治》的作者，激进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凯特·米利特就认为性别压迫是一切社会压迫的基础，女性群体正是因其性别而成为一个社会阶级。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更是把性别、阶级、种族等各种压迫关系视为一个相互支持的一体化权力结构，性别、种族中的所谓生物学因素都只是统治者掩盖权力关系、使压迫合法化的幌子，因此只有在深刻认识阶级的前提下才能对性别进行有效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