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生产商品化新论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6051(2001)02-0054-03

      艺术生产的发生、发展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是紧密相关、不可割裂的。物质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具有着不同的特点，深刻地影响着不同时代的艺术生产的特点，“与资本主义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1](P296)进入工商业时代后，艺术生产受到了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深刻影响，带上了浓重的世俗化、商品化的色彩，受到价值规律的深刻制约、影响。于是，有人惊呼艺术在堕落，呼唤为人类保留一块属于心灵世界的绿洲。而有人则声称，艺术生产被推向市场，成为了一种谋生手段，这是艺术生产的发展、进步。更多的人在思索，在困惑。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艺术生产的商品化呢？商品生产对于艺术生产究竟有何影响，它究竟是把艺术生产引往光明之途的上帝呢？还是把它引向堕落的撒旦呢？

      纵观中外历史，艺术生产的商品化古已有之，它的历史可以说和整个人类文明时代的历史同样古老、漫长。简单的商品生产开始于原始社会末期，从那时起，直到资本主义时代以前，商品生产一直在缓慢而顽强地发展着。最早商品生产的产生于何时、何地已不可考稽，但确凿无疑的是，在奴隶制的古希腊和古代中国，已有了专门为交换而进行艺术生产的作坊和个体劳动者。如，我国古代北齐至盛唐的画家们就大量出售自己的艺术品，并明码标价，基伯仁、展子虔、阎立本、吴道子等大家的作品每扇值金二万，杨契丹、田僧亮、尉迟乙僧、阎立德的作品，每扇值金一万。北宋时，首都汴梁有许多专门做字画生意的店铺摊贩，明清时书画市场更盛，出现了许多书画巨商。扬州八怪的产生，就与当时艺术的商品化有很大关系，郑板桥就曾规定“润格”，卖画谋生。唐寅也自诩：“闲来自写青山卖，不使人间造业钱”。清末民初，书画生意更为兴隆，齐白石等人的画幅都曾大量出售。建国后公开的艺术市场曾一度陷于停顿，但书画买卖在民间仍未完全辍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艺术市场的复苏，一些著名书画家的字画又开始大量进入市场。[2]相比于书画，其它艺术品走向市场的历史脉络不很清晰，但仍有迹可寻。名闻遐迩的吴桥杂技艺术本身就是一种商品化的艺术。元明清三代戏剧商业化的程度已颇高，关汉卿、王实甫、汤显祖、孔尚任等大批优秀剧作家的出现与当时“勾栏”业的兴盛密切相关。而凌初创作《二拍》的重要动机就是获得良好的商业收益。当代一些作家，如霍达、史铁生，也时有拍卖文稿之举。在西方，艺术生产商品化现象也非常普遍，在此仅略举几例。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特别是意大利，艺术的商品生产非常发达，当时的艺术工场星罗棋布，波提切利、斯考乔尼、米开朗基罗、提香等著名艺术家都在自己的工作室中进行艺术的商品生产，承受社会各界（包括宫廷）的订货。到了19世纪，不仅绘画，而且小说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商品。巴尔扎克、大仲马等著名作家都大量与出版商签定合同，源源不断地写出长篇巨制，推向市场。而柴夫可夫斯基创作传遍宇内的芭蕾舞剧《天鹅湖》音乐也“部分地是为了钱”，据说他为此得到了800卢布[3]。在中外古今，有无数杰出的艺术家都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商品出卖，但仍能吐纳百家、自出丘壑，足以俯仰古今，流芳百世。由此可见，艺术生产与商品生产绝非水火不相容，商品生产也并不必然导致艺术的堕落和毁灭。艺术生产的商品化无异于艺术生产的本质。因为艺术的商品生产首先是艺术生产，它既要遵循艺术规律，又要遵循商业价值规律，绝不应把商品生产和艺术生产完全对立起来。

      在艺术的商品生产中，艺术规律和价值规律无疑有其一致的一面，艺术品的使用价值和其交换价值是密切相关的。艺术品的使用价值主要在于它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它的交换价值正是基于这一使用价值之上的。当然，也不能把商业价值规律和审美规律简单地等同起来，把交换价值和艺术价值混为一谈。二者又有相对立、相冲突的一面。因为，在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中，市场需求是决定生产的根本原因，是生产的轴心，生产的规模、方向、性质都以市场为导向，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变化，商业收益是其追求的首要目标，所谓“顾客就是上帝”实质上指的是顾客所握有的金钱是上帝。而在艺术生产中，社会效益的高下则是衡量生产的首要指标。由于商品价值规律和艺术规律衡量事物的标准、看待事物的尺度大相径庭，因此势必存在着矛盾、冲突。而交换价值和艺术价值既有一致的一面，又有相背离的一面。对于艺术品来说，它的艺术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前提，但是并非艺术审美价值越高的作品交换价值越大，一场高质量的歌剧往往不如一场流行音乐晚会更卖座，一部经典文学作品可能不如一本通俗武侠小说畅销。因为，商品的交换价值不仅取决于使用价值，而且取决于消费者的需要，取决于消费状况，“在实际的交换中，商品只有在和自己的自然属性相联系并且和交换者的需要相适应的数量上，才是可取的。”[4]惟其如此，就不能简单地以商业收益的好坏来评判艺术生产的成败，也不能把艺术生产和商品生产、审美价值和商业价值完全对立起来。

      商品生产对艺术生产既有积极促进的一面，更有消极阻滞的一面。一方面，艺术生产的商品化有利于调动艺术家的积极性，能够为艺术生产提供较为丰厚的物质、经济条件，因而有利于艺术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又可能因为追求商业效益而促使艺术家去媚悦和俯就消费者，甚至迎合读者的低级趣味，从而导致艺术品的粗制滥造。但是商品生产对艺术生产的双重效应并不是在商品生产的任何发展阶段都是完全一致的。考察商品生产对艺术生产的影响不应当对之作静止、抽象、划一的理解，而应把商品生产理解为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作历时态的考察。列宁曾指出，在研究任何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5]。资本主义以前漫长的时代中，商品生产虽然一直在发展之中，但还限于简单商品生产阶段，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自然经济。在艺术生产领域，艺术生产虽在一些时期、一些地域中，商品化程度较高，但从总体上说，商品化程度还较低，艺术生产在当时主要不是作为商品生产而进行的。即使是艺术的商品生产也多限于个体生产和小作坊生产，生产规模较小，也仅限于为买而卖，生产的目的是获得生活资料，至多也不过是为了过上较为富足的生活。艺术家们大多不以获得金钱为主导目的，对艺术往往抱持着虔诚的信念，执著地追求艺术的纯熟。而大多数艺术生产则不属于商品生产的范畴，往往是为了抒情言志，载道明训，希图“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或纯粹是为了自我消遣，自我欣赏。在这一时代，商品生产对于艺术生产基本上可以说有利无弊，至少可以说利大于弊。对于大多数以卖艺为生的贫寒艺术家们来说，艺术的商品化为他们缓解了衣食之忧，使他们能把精力投放在磨砺艺术才华，发展艺术技能上，这极大地促进了他们的创作，使他们能够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当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艺术生产的商品化程度日高，艺术的商品生产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即使在这一时代，也不能一概说商品生产对艺术生产的消极性大于积极性。在资本主义早期，艺术的商品生产仍可说积极意义大于消极意义。这一时期，艺术家们还没有成为分工和商品的奴隶，资本对艺术劳动的掌握还不很强烈。一方面，“那些不顾市场行情、坚持独辟蹊径的艺术家们往往被人视为‘疯子’”[6]，另一方面，为金钱而阿世随俗粗制滥造的艺术家们又为世人所不齿。这种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直到19世纪还非常有市场。这一点从巴尔扎克身上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巴氏终身对早年曾出于谋生需要而发表过大量草率粗糙的商业小说讳莫如深，视为耻事。在这一时期，艺术家还普遍能够积极进行艺术创造，力求在艺术上有所造诣，有所创新，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天才。商品化一方面极大地调动了艺术家们的积极性，带给他们良好的经济收益，促进了他们的创作，另一方面也为艺术生产提供了丰厚的物质技术基础，扩大了消费规模、范围，开发了艺术消费的潜力。如19世纪最初10年中铁架印刷机的出现和普及，“每小时都可以生产出比木架印刷机多一倍的产品。在那个时代，铁架印刷机的使用和识字人的增多，这两种因素一起，终于导致了读者大众的快速发展和文学生产的快速发展。民谣歌本这类新兴的通俗文学、期刊、报纸、宗教和政治宣传小册子，以及十九世纪后期简装书的出现，都与印刷技术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7]。而“那些以个人经验、爱好和个性等特点为焦点的小说之所以能在18世纪出现，是与新兴中产阶级人数的不断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与新兴中产阶级的妻子们所组成的群体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7]。而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随着资本日益渗透和控制了艺术生产，市场经济和商品生产的消极因素日益暴露和突出，艺术品的审美价值和商业价值的矛盾日益尖锐化。“一切所谓最高尚的劳动——脑力劳动和艺术劳动都变成了交易的对象，并因此失去了从前的荣誉”[8]。对资本家来说，赚取剩余价值是唯一的目的，他们以之作为衡量一切和取舍一切的标准，他们把一切不为之创造剩余价值的艺术家的劳动都视为“非生产劳动”，而只有带来利润的创作才是“生产劳动”。但是，即使在这种时代，艺术领域中也毕竟还有大量抱诚守真，对艺术创新矢志不移的“非生产劳动者”，他们执著于艺术的崇高天性，为世人创造了大量的珍品。此外，这一时代物质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也为艺术生产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着艺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