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06）04—0030—06 关于人类社会、文艺审美和生态美学，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讲述视角，“能量”即是其中之一。从能量角度看，人类社会的平衡与稳定，主要取决于整个社会能量交换的过程及其结果；文艺审美活动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能量及其交换过程的重要环节；生态美学即是对人类社会能量流通交换的理想状态的守护、召唤和叙述。文艺在能量流通中究竟处于什么层次？它作为社会能量的本质、特征和功能如何体现？它与其他能量系统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些问题不仅关乎文艺审美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功能的界定，而且涉及生态美学如何在观念方法上与当代知识领域贯通的问题。 （一）人类文化的能量叙事 “能量”是一个重要的物理学概念，一般指物质做功的能力。大致说来，能量可分为“自然能量”和“社会能量”，合二为一，即是万事万物发展和存在的动力与形式。人类惟有掌握和运用它，才能得到延续和发展。 美国哲学家杜威较早用“能量”来叙述艺术经验，指出如果能量的事实及其力量不被重视，许多与艺术有关的常识都无法理解。艺术经验只能从能量的组织方面来定义。他认为艺术是能量的想像的表现，“当对象的结构以其力量令人愉快地（但不是轻易地）与从经验本身迸发出的能量相互作用之时，当它们间相互结合与对抗共同起作用，产生一种累积性的，并肯定地（但并非过分稳定地）朝向冲动与张力实现的发展时，就有了一件艺术品。”[1]179 在此基础上，杜威就艺术经验和审美效果问题，论述了能量在有序与无序、秩序与多样、个人与社会、零碎性与累积性，以及静态方法与功能方法之间的辩证综合的修辞潜能，从而将审美问题导入生命的、生理的、功能性的解释方向。这对其后的社会能量叙事产生了重要影响。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新进化论学派代表之一莱斯利·怀特较早将能量这一概念运用到文化研究中，提出了文化演进的“能量说”。他认为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符号能量的总和，语言则是人类符号能量最重要的形态。文化可分为三个亚系统，即技术系统、社会系统和思想意识系统。技术系统由物质、机械、物理、化学等手段以及运用这些手段的技能共同构成，包括生产工具、生活材料和攻防手段等，它使人与自然环境联结起来；社会系统由表现于集体与个人行为规范之中的人际关系构成，包括社会、经济、伦理、政治、军事、教会、职业和娱乐等系统；思想意识系统则由音节清晰的语言及其他符号形式所表达的思想、信念、知识等构成，包括神话、文学、哲学、科学和常识等。在三个层次中，“技术层面处于底层，哲学层面则在顶端，居中的是社会学层面。”[2]353 技术系统是自变量，社会系统是因变量，思想意识或哲学系统则是对人类经验进行解释的信念结构。能量贯通于三个层次之中，文化整体的功能发挥即依赖于可资利用的能量和使用能量的方式。能量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能量只能转化，人们只能消耗、利用或消费它。这就要求有工具与机械等技术手段来利用能量并使之发生作用，而社会和哲学系统则是这一技术过程的附属物和表现。 他借用热力学第二定律指出： 宇宙整体在结构上正在分解，在动力上正在变弱，物质日渐无序，能量则在均速耗散。但是，在宇宙的一个极小片断，即在有生命的物质系统中，宇宙过程的发展方向恰好相反。物质变得高度有序，能量日益聚汇起来。[2]354 生命是一个更新的过程，它从非生命系统中汲取和收集游离能量，用于维持生命过程。它是朝着更高的组织化、专门化、一体化和能量高度汇聚化的运动过程。从技术系统到社会系统和思想意识系统，能量变得有序和汇聚；能量在流通中将各个层次联结起来，使其间互动、彼此影响。 怀特使用“能量”范畴，意在建构一门“文化的科学”。带着对科学的信任，他强调作为控制自然力的技术的“决定性”地位，强调利用能量并使之发挥作用的机械手段的改进及其所使用能量的增长对文化进步的推动作用。当然，工具因素与能量因素不具有同等的地位与重要性。能量因素是基本的、首要的因素；它是主要动力，是积极的动因。工具则不过是服务于这一力量的手段。“能量因素可以无限地增长，而工具的效率则只能有限地提高。”[2]361 这种对能量“无限增长”的叙述，暴露了怀特生态意识方面的某些局限。看得出来，怀特有关文化能量的所谓“科学”，毋宁是有关文化的“能量修辞”或“能量叙事”。尽管其目标是使这种描述成为“科学”，但它顶多只具有“表述的”或“叙事的”合法性，并不具备现代科学所要求的“可证伪性”。 尽管如此，以“能量”或“力量”解释人类文化和文艺审美，却成为怀特之后的后现代理论家比较普遍的选择。他们在“几何学”（geometrics）与“动力学”（energetics）两种解释方法之间不约而同地选择后者，通过“能量”术语的使用来表达对结构主义和叙事学僵化模式的不满，旨在“突破形式主义的静止模式”，强调“形式通常是关系性的，是文本与读者、文本与语境之间关系的一种功能。”[3]103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格林布拉特提出“社会能量”（social energy）概念来解释文化和文艺的本质特征，强调它具有最小的“可预见性”、“适应性”和“范围”，而这些特点恰恰具有突破既定形式疆界的特殊功能[4]7。后现代理论家斯温认为，我们在宇宙中的自信“建立在能够聚集起星辰和把生命细胞编织在一起的那股力量之上”，因此应该通过对宇宙的创造能量的叙述，发动“一场变革，以使我们摆脱这个机械的、科学化的、二元论的、家长式的、欧洲中心论的和还原的世界。”[5]78 这些人以“能量”作为描述文化和文艺审美的特定术语，并非要使其“叙事”成为“科学”，而是试图将“科学”改写为“叙事”，将“能量”视为冲破既定形式化描述方式的界限，使之成为扩大文艺审美研究视野并将其引向其后现代生态思想的一种“修辞”，主要强调其方法论意义而非其“科学真理”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