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55(2013)01-0001-11 关于本文诗学的建构和实践问题，笔者在《理性诗学的困境与本文诗学的重建》[1]、《“本文诗学”论》[2]、《反本质主义与文学理论知识空间的重组》[3]等文中深入地探究了本文诗学的理论渊源、基本特征以及本文诗学的实践性问题。在这些文章中，笔者只是在可能性方面论述了重建本文诗学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在具体的文本本文中蕴藏着丰富的诗学思想，批评家是完全有可能在具体的文学本文中发现具有普遍性的诗学理论的，维柯、巴赫金、海德格尔就是本文诗学建构的先行者。然而，可能性只是一种理论得以建立的充分条件，而一种理论得以在现实中实现还必须具备必要条件，只有必要条件都具备，一种理论才能够得以成立。那么，在今天的中国的理论语境中，重建本文诗学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呢？这就涉及本文诗学重建的理论语境，正是这样的理论语境决定了本文诗学重建是必要的。下面笔者将从“文学终结论”的蔓延、解释学－接受美学的兴起、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脱节以及这三个方面具体探究本文诗学在新世纪重建的必要性。 一、“文学终结论”的蔓延 新世纪以来，关于“文学危机”的争论是诗学研究界的热门话题。这主要涉及两方面的背景知识，一是全球化的电信时代文学的处境问题。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如数码技术、电子传媒技术和网络传播技术的发展，图像制作技术越来越简捷和方便，图像对文字的优势越来越明显，因而有学者提出了“文学终结论”的观点：在美国加州大学学者J.希利斯·米勒发表的《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中，米勒通过对全球化时代电信技术的发展及其对文学等的影响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或政治方面的考虑去单纯的研究文学。”[4]这就说明了，在全球化时代，随着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传统的文学研究已经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新的电信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4]，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作为文学得以存在的基础是什么呢？米勒认为：“在西方，文学这个概念不可避免地要和笛卡儿的自我观念、印刷技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族独立国家概念以及在这些民主框架下言论自由的权利联系在一起”[4]，但是全球化电信时代的到来“打破了过去在印刷文化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内心与外部世界的二分法”，它以非常快捷的速度将信息传向世界各地，它通过超文本的方式将文学从文本的依附性中超脱出来，以电信网络的数码图像的方式传递着文学从而改变了传统文学的存在方式。 众所周知，文学的物质载体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口传文化、印刷文化和当前的电子媒介文化几个阶段。作为口传文化时期的口头文学其物质载体是人类的口头语言，在人类早期科技文化水平不发达的时期，人类早期文学的伟大成果就是通过人类口头语言的代代相传而得以保存，像《荷马史诗》这样伟大的史诗作品就是通过人类的口传而得以传递的，人类最初的口头文学创作绝对不是任性而为的，它是对语言创作规律的自觉把握，同时也是对生活世界中生活事件与生命情感的自觉想象和诗意还原，因而在口头文学中也存在着当下文学所要具备的情感因素和生命意义。随着人类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印刷技术的出现，人类的文学有了印刷文本这样的物质载体，这对于人类文学发展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口头文学的发展主要借助于语言的口头化和记忆的便捷性，也就是说，口头文学创作只能基于“记忆和倾听”，离开了这两者，口头创作是不可能发生的。而文学文本的诞生则确立了文学自身的书面文本，人们通过阅读、分析和体认这些书面文本可以形成对文学的认知；它可以使创作者的思想意图永恒化，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文学接受的可能，从而使创作本身有了直接的可以体验和模仿的固定文本，因而印刷文化的出现确立了文本的“定型化”的历程，它摆脱了口头创作文体的模糊性以及意象单元和情节单元的非明晰性，这对于文学的健康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进入了电子传媒时代，在电子传媒时代，文学的载体又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不可否认，进入信息化时代，传统文学存在形式和传播方式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即以书面语言为载体的书刊的印刷出版，大有被网络传播的信息数码的形式取代的趋势，似乎一个文学作品‘无纸化’的时代即将到来。”[5]也就是说，随着电子高科技的发展，网络技术的出现，文学的创作和传播似乎越来越简捷，文学的“超文本”时代已经到来。文学“无纸化”时代以及“超文本”时代的来临对文学的发展应该说并非是一件坏事，文学作为精英文化的象征曾高居在“象牙塔”之中，文学的创作和批评一直是在狭小的知识分子空间中进行，当文学超越了纸质文本的束缚在广阔的网络空间播撒时，大众就可以直接参与到文学的创作和批评中来，这也就直接导致了“网络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然而，面对信息技术时代的幽灵，文学也似乎品尝到了走出“象牙塔”的孤寂和无奈。电信技术的高度发展，图像制作技术也就越来越方便快捷，图像出现了几何级的增长势头，电影、电视和图像广告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学这一传统的纸质媒体艺术逐渐出现了衰落之势，现在阅读文学作品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人们借助于图像的视觉感官来认知这个“图像化”的时代，诸如中国传统的文学著作被拍成电影电视、纯文学期刊的改版和停办等等，大有图像压倒文字的趋势。因而“在电视、电影、网络等电子媒体的强大攻势下，曾被视为人类精神家园的文学已节节败退，失去社会生活和公众意识的支持，循入日渐逼仄的‘边缘化’境地。”[6]正是在这种电信时代科技进步的时代背景下，文学的生存境遇问题成为了许多文学研究者思考的重心。法国的解构主义者德里达就认为“在特定的电信王国中，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①，德里达的信奉者、美国加州大学文学教授米勒也认为过去在印刷文化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内心与外部世界的二分法在今天的电子媒介时代已经悄然逝去，过去在书中读到而在现实中无法见到的事物“出现在今天的电影和电视屏幕上，就如同旧日里潜伏在人们意识深处的恐惧现在被公开展示出来了，不管这样做是好是坏，我们可以跟它面对面，看到、听到它们，而不仅是在书页中读到。我想，这可能就是德里达所谓的新的电信时代正在导致精神分析的终结。”[4]这也就说明了在电子媒介时代图像不仅能够满足人们的视觉欲望，而且还能够将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事物通过数字模拟技术给呈现出来，例如电影《侏罗纪公园》中的恐龙、《冰河时代》中展示的史前的古迹等都是在现实世界中无法见到事物，这说明电子媒介时代的数字模拟技术的确可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在影视中可以看到的事物在书本中也许根本无法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