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关于文学理论的讨论和研究非常热烈，在体制激励和学术竞争的推动下，这一讨论一直保持着亢奋和热情。21世纪初，三本新著（南帆主编的《文学理论（新读本）》、王一川的《文学理论》、陶东风主编的《文学基本问题》）从三个方向荡托起了一朵朵象征性的浪花，加上此前此后北南东西各学术重镇里发表出来的一群群的团组文章的烘托，举目望去，一种新的学科范式呼之欲出。眼前的皇皇战果，应当得到充分的肯定，然而，静而思之，这一学术领域离新范式的出现，还相当的遥远。近年来，我力图以一种整体眼光阅读这一学科的论著，感到这一领域的不少基本问题，尚没有得到应有的眷顾和清理。这些问题像一个个暗坑，埋在胜利之峰的山下；在跨越这些暗坑之前，这一学科发展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突破。下面，且将自己阅读中自认为是暗坑的地方点示出来，以求各路方家鉴定①。 一、学科命名的意义考辨 首先，本文用“文学理论”来命名这一学科，意味着我的一种主观的倾向。大家都知道，这一学科的权威名称（即在国家教育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学科目录上）不称“文学理论”，而称“文艺学”，这两个名称的绞缠仍在这一学科领域到处弥漫，令不少学者下笔时心烦意乱。再进而寻看，发现自这一学科在民国以一部体系性的著作出现时，基本上被命名为“文学概论”。简单地说：这门学科，在民国时期，主要称“文学概论”；共和国前期，主要称“文艺学”；在改革开放的变化中，到今天，“文学理论”之名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 民国时期的文学理论著作用得最多的名称是“文学概论”。从毛庆耆、董学文、杨福生在《中国文艺理论百年教程》（2004）书后附录的“文艺理论教材及有关著作的书目汇编”，到程正民、程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2005）中的“文学理论教材书名总录”，可以看到，1911—1949年文学理论著作共有71本，其中取名为“文学概论”的31本，接近总数的一半，取名“文学理论”的只有3本，没有取名“文艺学”字样的著作。由此可知，民国时期的学者要写文学理论著作，绝大多数将之命名为“文学概论”。为什么要称“概论”呢？这是一种权威导向下的产物：在1913年的《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中，“文学门”里的梵文学类、英文学类、法文学类、德文学类、俄文学类、意大利文学类和言语学类，都设置了“文学概论”课程；同年的《教育部公布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中，要求“国文部及英语部之豫科，每周宜减他科目二时，教授文学概论”②。为什么教育部文件中用“概论”这一词呢？从名词来讲，恐怕这是来自日本，中国最早的一本文学理论译著，就是日本学人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1925）。何以定为“概论”？两个官方文件是怎么讨论和定稿的？哪些人参与了此事？治这一学科者，第一，应从历史学的角度，予以解谜；第二，“概论”可能是一个日本学人造的汉字词汇，也可能来自某一日文的翻译，它究竟来自何种日文词汇，这一日本词又来自哪一西文词，也需要探究；第三，“概论”一词的背后，体现了当时学人怎样的一种运思方式？体现了对学科的怎样一种预设？受到怎样一种学术背景的影响？这都是需要进行专题研究的。 共和国前期，这一学科的名称一下子变成了“文艺学”。同样综合上面两书的资料，在1950—1959年国人撰写的总计25本体系性著作中，取名有“文艺学”字样的12本，占总数的一半左右，“文学概论”只有4本，没有以“文学理论”命名的。我们知道，文艺学来自俄文“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原意是文学之学，译成“文艺学”，很容易误解为文学艺术之学。直译“文学学”，在中文里很别扭，为什么不译成文学理论呢？在苏联学术体系中，文学学涵盖三个分支学科：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发展史；用“文学理论”去译“文学学”是以小译大，不行。为什么要译成文艺学呢？由于苏俄的学术体系和运思方式里，文学被放在艺术之下，二者构成了上下级关系，往往思考文学问题要联系到作为上级的艺术来考虑。因此文艺学，不是按照中文的惯常读释，成为文学与艺术之学，而需要一种特定的读释法，其含义是：作为艺术的文学之学。从1937年出版的维诺格拉多夫《新文学教程》中译本，到1958年出版的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中译本，到1995年沃尔科夫（Волков Иван Фёдорович）的俄文本《文学理论》，可以看出一种共同的俄式理路。如后者第一节的标题就是“作为艺术门类的文学艺术”。这里的“文学艺术”只有按上面所说解读，才是通顺的。从根子上说，俄罗斯斯文学学的建立和发展是受西方传统影响的。文学“literature”，来自其拉丁词“littera”，意为写出的字，学者们为了将其规范化，把“文学定义为一种艺术”③，在这样做的时候，英文词“literature”模糊一些，但德文词“Wortkunst”很明确。“文艺学”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产生了出来，但是我们至今不知道，这一译名是怎么搞出来的，又怎样提案、讨论、通过的。更有意思的是，文艺学从其在中国学界出现，一是在释义上，有关方面没有给一个权威说明；二是在框架上大体对应着苏联的文学理论（加上文学批评），而丢了文学史部分。由此可见，在“文艺学”这一俄语中译词里，包含了中国学术与苏联学术之间意味深长的冲突，很多的问题应在这里展开。但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个问题在这一学科忙着与西方文学理论的接轨中被搁置起来了。 改革开放以来，学科的命名又发生了一次大变动。在1978—1989年出版的61种同类著作中，“文学概论”有24本，“文学理论”14本，“文艺学”12本。文学概论的优势复出，这是因为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作为教育部法定教材起了权威示范作用，但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是，“文学理论”数量第一次大增。这里不得不提一下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的中译本在1984出版对中国学界的巨大影响。在1990—1999年出版的36种同类著作中，“文学理论”9本，“文艺学”9本，“文学概论”7本，“文学原理”8本，其他3本。从中可见， “文学概论”已经随着蔡仪《文学概论》所代表的共和国前期的理论模式的淡出而减少，“文艺学”由于有学术体系和教育体系中的目录的权威性支持，仍然还有市场，但是“文学理论”的势头已经在学界和社会公共空间明显强大起来。先看学界，童庆炳是这一学科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写过《文学概论》（1984），合著过《文学概论》（1984），主编过《文学概论新编》（1995）、《文学理论要略》（1995），但最使他声名显赫的是主编了《文学理论教程》（1992、1998、2004），这本在国内学科领域影响最大的书，是以“文学理论”命名的。当然，一个同样的因素是，继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之后，伊格尔顿的《当代文学理论引论》（1987、1988）、卡勒《文学理论》（1998）在中国出版。正如王一川所说：“英语世界‘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概念在中国文学研究界广泛传播，逐渐取代‘文艺学’而流行开来，成为当今文学研究界的一个通行语了。”④ 新世纪的三本前卫性著作，都用了“文学理论”一词，可以说基本上定下了这一学科的名称。再看公共空间，在google上搜索，“文学理论”为7520000条，“文学概论”为979000条，“文艺学”238000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