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Colonialism在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同译为后殖民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三者是相同的东西。昔日赛义德在谈及卢卡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被他的入室弟子戈德曼翻迁移至巴黎的变异情况时，批评了关于文化阐释与误读的泛泛而论，而强调理论的变异与空间移动的关系，强调理论移动的历史情境，从而提出了“理论旅行”理论。两岸三地的后殖民主义内涵的不同，正缘于这种空间位置和历史语境差异。本文的意图，正是考察两岸三地的后殖民批评的不同面目及其与特定时空的关系。因为篇幅的原因，本文只能以极其简略的形式处理浩繁的材料和复杂的思想脉络。 一 后殖民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兴起，时在“八九”之后。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制裁中国的历史语境下，后殖民主义被挪用为抵抗西方的理论武器，并导致了学界由后现代向后殖民的转型。 中国大陆对于后殖民主义理论资源的应用，首先应该追溯到“第三世界文化理论”。从张颐武发表于1990年的论文《第三世界文化：一种新的批评话语》和发表于1993年的论著《在边缘处追寻——第三世界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学》来看，作者已经在运用赛义德等人的理论阐述中国后殖民的情境。从张颐武的论述中，我们可以追溯从“后现代”走向“后殖民”的逻辑过程。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前提，原来建立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这一历史情境下，“在目前后工业化的高度成长中，全球文化的信息化业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现实。……我们可以在纽约、东京或者北京和曼谷的音像商店中买到迈克尔·杰克逊和玛多娜的磁带，也可以在上海或者巴黎看到贝尔托卢奇和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在理论领域中，这种状态也非常明显，在中国和美国的校园中都会有学生在研读德利达或福柯的本文，也都有人在谈论和争辩后现代主义的问题。”时过境迁，在“八九”之后的中国历史语境中，张颐武忽然发现自己过于乐观，他忽然醒悟到中国这一“全球化”的现实恰恰成发中国落入后殖民处境的明证：为什么中国人听的、看的、研读的和谈论的全是西方的东西呢？原来所谓“全球化”只是西方来化我们，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与知识的流动都是绝不公平的，“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传媒和知识生产的绝对的权力，把自身的意识形态视为‘永恒’的和‘超然’的世界性的价值，把自身的偏见和想象编码在整个文化机器之中，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而第三世界的文化则处于边缘的、被压抑的地位上。他们无力在文化工业中占据中心的位置，只能处于被动的客体的位置上。他们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深受西方意识形态的贬仰和渗透。”（注：张颐武：《在边缘处追索》，〔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97页。） 后殖民理论在中国大陆的出台，标志是1993年《读书》第9期同时推出的三篇论述后殖民的文章：张宽的《欧美人眼中的“非我族类”》、钱俊的《谈萨伊德谈文化》和潘少梅的《一种新的批评倾向》。这些文章介绍了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及《文化与帝国主义》等后殖民经典，并应用到对于中国问题的论述中。这些文章在国内文坛上产生了强烈反响，引发了一系列的评论和争议，但它却似乎是在反西方主义的氛围中出场的。这一期《读书》的“编辑室日志”的题目是“他们文明吗？”这篇“日志”介绍了吕叔湘先生翻译的《文明与野蛮》一书，它借美国作者的口说“西方人自诩文明，动辄斥东方人‘野蛮’，这本身就已不文明。”并将此与《读书》刊载的介绍后殖民理论的文章联系起来，这本身就是在将后殖民理论往民族义愤的轨道上引导。后殖民理论的中国效应在新闻媒体也可以反映出来。在后殖民理论风行华夏的时候，海内外的报纸都曾报道中国开始了反西方的思潮，如香港《中时周刊》称“中国大陆思想界，正形成一股‘反西方主义’思潮”，上海《文汇读书周报》的一篇文章也称，“反西方主义”思潮正像幽灵一样在中国知识分子头脑里徘徊。旅美学者刘禾当年曾发牢骚：“此书（指《东方主义》——引者注）至今不见中文译本出现，也就罢了，但令人惊讶的是，无论是读过赛义德的书还是没有读过，国内参与评论赛义德的人近几年却踊跃非凡。时常听到有人对‘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理论作些望文生义的阐释，遂又将那些释义平白无故地栽到赛义德头上，说赛义德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评就是反西方。”“由于国内学界对于后殖民理论认识上的种种混乱，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如下说法：赛义德＝反西方主义＝提倡民族主义……”（注：刘禾：《互译性：现代思想史写作中的一个语言盲点》，《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提纲》，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很显然，后殖民理论中揭露西方霸权的内容迎合了某些中国大陆读者的民族主义情绪，它的理论内涵已经受到中国大陆特定语境的挪用和改造。 在中国大陆的后殖民批评中，后殖民理论是作为一种消解西方现代性话语、建立中国的“民族性”的工具而出现的。张颐武认为，第一世界话语一直控制着我们的言谈和书写，压抑着我们的生存，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二元对立的关系倒转过来。批评家们一方面批评现代以来西化的殖民倾向，另一方面着力于构建一种本质上与西方不同的中国民族性的汉语言文化本体（注：参见《文艺争鸣》1992年第4期“汉语文学与中华文学专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