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14X(2004)05-0073-05 解构东方学是赛义德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赛义德不仅批判了西方人对东方的东方化，还深刻地揭示了东方人是如何参与自身的东方化的。他说，“现代东方，参与了其自身的东方化”（注：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第418页。）。 现代东方人对自身的东方化主要体现在东方人自身的观念中，这些观念首先表现在东方人的民族自卑性、崇洋媚外等“西化”意识上。赛义德以东方人的消费模式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在他看来，东西方之间的消费关系是一种一边倒的关系：美国是少量产品有选择的消费者，而阿拉伯则不加选择地消费着各种各样的美国产品——物质的和意识形态的。这产生了许多后果。阿拉伯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趣味上的标准化，不仅体现在晶体管收音机、蓝布牛仔裤和可口可乐这些物质形象上，而且体现在美国大众媒体所传播的东方文化形象上，这些形象几乎被电视观众不假思索地接受下来。阿拉伯人居然以好莱坞所制造的那种“阿拉伯人”形象为标准来看待自己。 在上述的一边倒的消费关系中，东方人实际上认同了西方关于东方人的形象，不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东方人把西方关于东方人的形象不假思索地接受下来，默认了西方的优越和高人一等，这本身已经是在参与自身的东方化了。如果说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弱势民族面对强势民族时的被动和无奈的话，那么在东方，有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却主动地去迎合西方的胃口，主张在东方要照搬西方的生活方式和现代化模式。对此，赛义德写道：东方的“知识界本身助长了这一被其视为主要受西方思潮影响的现象的产物。它注定要充当的是一种‘现代化’的角色，这意味着它会为那些它大部分从美国接受而来的有关现代化、进步和文化的观念提供合法性证明并且赋予它们以权威。……如果这里所说的一切只不过是对东方学形象和学说的一种默认，这一倾向同时还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交流中得到了极大的强化：简言之，现代东方，参与了其自身的东方化”（注：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第415页。）。 赛义德的这一看法与英国的新闻记者兼自由作家保罗·哈里森的观点不谋而合。哈里森遍游亚非拉等23个国家之后认为，第三世界的贫困之源在于殖民主义统治和照搬西方模式。在其所著的《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一书的第三章《整个世界的西方化》中，哈里森详细地分析了第三世界国家通过“比照集团行为”等形式对西方模式的全面摹仿。“有这种行为的人，照搬他希望跻身其中的那个社会集团的习惯和生活方式，而抛弃自己社会集团的习惯和生活方式”。他说，“在第三世界的任何一个村子里，你都会发现嘲笑传统服装、炫耀地穿着厚蓝布裤子和紧身短袖圆领衫的年轻人。走进任何一家银行，出纳员的穿着都和他们的欧洲同行毫无二致。……这种情形山不仅仅反映在人们所追求的消费形式上，模仿也发展到建筑形式，工业技术、医疗系统，教育体制和解决住房问题的办法上”（注：保罗·哈里森：《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钟菲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7页，第35页。）。哈里森对第三世界盲目地摹仿西方的一套做法提出了尖锐地批评。在他看来，第三世界一味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就会使争取发展的努力走上歧途，并且迅速地把传统文化中不管好的坏的东西都一古脑地摧毁了。哈里森在这里主要是探讨第三世界的贫困之源的，但他的这一观点对于我们理解赛义德所说的“现代东方参与了自身的东方化”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现代东方参与自身的东方化的第二种形式也是最主要的一种形式是：东方人为了对付西方的东方学，从而炮制出一种所谓的西方学，用西方学的体系来替代东方学的体系。这样，东方人在推翻了一种旧的二元对立之后，又在东西方面前树立了一种新的二元对立。正是在此过程中，东方人实现了对自身的又一次东方化——人为地主动地把自身与西方再一次相对立。对此，赛义德持极力反对的态度。他强调指出，东方学的对立面并不是“西方学”。针对某些批评家指责他在《东方学》中的“反西方论倾向”，赛义德作了强烈地反驳。他说：我“书中的观点显然是反本质主义的，对诸如东方和西方这类类型化概括是持强烈怀疑态度的，并且煞费苦心地避免对东方和伊斯兰进行‘辩护’，或者干脆就将这类问题搁置起来不予讨论”。他还说：“‘攻击西方文明’这一陈腐的公式之中得出同样概约化的信息，既过于简单化也是极为错误的”（注：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第426页。），赛义德的意思是很明确的，他既无意为东方辩护，也不是反西方的，他纠正东方学权力话语的意图就是要超越传统的所谓“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僵化对立模式，超越那种非此即彼的僵硬二元对立的东西方文化模式，强调那种东西方对垒的传统观念应该让位于新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第三条道路”。他并不是要人们走极端搞一个“西方学”，正如德里达解构“中心”的目的不是要使某种“边缘”成为新的中心，而是要取消中心达到多元共生一样，赛义德要消除的是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并力求超越东西方对抗的基本立场，解构这种权力话语神话，从而使东方和西方成为对话、互渗、共生的新型关系。 在另一场合，赛义德进一步重申了他的上述立场，并开宗明义地道出了他写作《东方学》的主要目的。他写道，“我的主要目的是描述一种特殊的观念体系，而决不是试图用新的体系代替旧的体系。我力图提出与探讨人类经验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人们是如何表述其他文化的？什么是另一种文化？文化（或种族、宗教、文明）差异这一概念是否行之有效，或者，它是否总是与沾沾自喜（当谈到自己的文化时）或敌视和侵犯（当谈到‘其他’文化时）难解难分？文化、宗教和种族差异是否比社会经济差异和政治历史差异更重要？观念是如何获得权威、‘规范’甚至‘自然’真理的地位的？知识分子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他是否只是在为他所属的文化和国家提供合法证明？他必须给予独立的批评意识，一种唱反调的批评意识多大重大性？”（注：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第4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