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终于在这里拐弯。1976年10月，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终结，宣告了一个文化专制时代的结束，中国社会开始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陡转遽变，久已压抑的大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对精神宣泄渴望的实现与参与社会管理热情的激发，受众对现实世界真实信息的特别关注等等，这些诸多因素的复合，造就了中国报告文学繁荣发展的盛景。30年代的报告文学，如以群所言，成为当时中国文学的“主潮”之一；而七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则不仅是此间文学浪潮中的主潮之一，而且也是这一历史时期文化格局中最为重要的构成要素之一。“新时期报告文学崛起的原因、产生的效应以及它在文体上的发展意义超过了文学的范畴。”（注：王尧：《中国当代散文史》，第152页。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七八十年代报告文学，在当时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中，最为直接、真切而全面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律动。 受这一时期创作繁盛的激发，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也发出回应之声。十年文革，报告文学深受戕害，叙写真人真事成为文学创作的“禁区”之一。文革甫一结束，早在30年代就发表过《谈谈报告文学》这一重要论文的老作家罗荪，撰发《充分发挥报告文学的战斗作用》，（注：罗荪：《充分发挥报告文学的战斗作用》，《解放日报》199 7.6.19。）意在重提报告文学的文体精神，恢复报告文学的文体地位。继之，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以其独特的题材选择和深刻的主题取向，造成了报告文学的轰动效应。此间推出了大量的作品与作家评论。同时，由《歌德巴赫猜想》中“搀了一些砂子”，而引发出了迁延数年的关于报告文学真实性的争论。80年代中期以后，全景式、集纳式宏观报告文学的大量推出，尤其是这种体式中的问题报告文学的轰动，刺激报告文学界对新体型作品的批评尺度作出探讨，并进一步促使研究者思索报告文学文体独特性之所在，这种探讨与思索的成果，显示了这一时期报告文学理论批评的独特价值。将新时期报告文学理论批评置于批评史的框架中考察，我们大致上可以作出这样的评价，就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批评主体所具有的广泛性与研究领域的拓展性，造成了批评成果的某种至少在表象上显现的繁荣。而就实际情况视之，虽然这一阶段的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在整体上，或在文体哲学的基本建设方面并没有更多的实质性建树，但在研究的视界的开拓，对写作主体的个案研究，对文体独特性的追寻等方面取得或开始取得具有“史意”的演进。 七八十年代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形态上的丰富，与这一时期批评的泛化直接相关。这一时期，由于报告文学创作获得了广泛的“轰动效应”，所以，无论是创作界、学术界，抑或是社会公众，对报告文学怀有一种前所未有的“青睐感”。这种颇有热力的青睐的结果，极大地激发了研究者从事报告文学理论批评的热情。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20世纪报告文学发展史上，没有哪个时期比新时期更为关注报告文学的创作和理论批评了。这种关注是多方位的。除了大量个体化的研究评论外，许多是群体性的、组织化的行为。这一时期成立了研究报告文学的专业组织：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和中国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会，创办了以刊登作品为主，兼发研究评论文章的专业期刊《时代的报告》，该刊后更名为《报告文学》。此间各种探讨报告文学的专题讨论会、座谈会、对话会等不下数十次。许多重要的报刊如《人民文学》、《文艺报》、《解放军文艺》、《报告文学》、《文学自由谈》、《作品与争鸣》等都举办过专题研讨活动。《文学评论》，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权威学术刊物，至少三次单独或与《报告文学》合作，就报告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问题报告文学等课题组织作家、评论家进行座谈研究，这在《文学评论》办刊中是很少见的。在80年代，《文学评论》还发表了不少报告文学评论和理论研究文章。对于新时期的报告文学理论批评，《文学评论》是做出了突出贡献的。 在众多的座谈会、研讨会中，以当时实力派报告文学作家为主体的讨论活动及其成果，更值得我们重视。其讨论的纪要集中地刊发在1988年的有关刊物上。这些座谈纪要，集中地反映了有分量的作家及评论家探索报告文学所得的一些富有创意的新见。如信息审美论：“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最为关注的是近处的信息。审美，说到底也是审信息。现代人，未来人的审美，更追求近距离的审美观照。那么，报告文学作品最擅长传递近距离的审美对象的信息。”（注：乔迈等：《报告文学七人谈》，《东方纪事》，1988.1。）又如思想即美论：“当思想的深度构成读者对报告文学的普遍要求的时候，思想性就表现为一种美；思想性通过文学手段来承载；思想性就成了文学性。”（注：麦天枢等：《太行夜话——报告文学五人谈》，《光明日报》，1988.9.23。 ）处于创作“巅峰”状态的作家，其思维的顿悟性，思维的灵感程度颇高。因此，虽然他们所提出的观点由于未及系统化的论证，显得零碎，不够谨严，但是其中所包含的理论新质，给人以豁然开朗之感。这种未及系统论证的新质，足以给报告文学的专门研究者以富有强度的理论刺激与启发。 批评对象与批评成果的泛化，部分地导源于批评主体泛化。颇具广泛性的批评主体中，有一些是知名的文学评论家、文艺理论家，如洁泯、何西来、张炯、曾镇南、雷达、滕云、吴国光、吴亮、林为进、冯立三、潘旭澜等，他们原先并不以报告文学的评论研究为主。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涌动，促使他们也关注这一文体的发展，写作了许多有分量的作家作品论和其他类型的研究文字。不少新老报告文学作家注意总结自己或他人的写作实践，并进行理论的归纳与提升。他们的有关研究文章中包含着相当重要的理论要素。如夏衍的《关于报告文学的一封信》、周而复《谈报告文学——序周立波、周而复报告文学集》、徐迟《谈谈报告文学》等都是这一时期重要的报告文学研究成果。这一时期，显示卓然创作实绩的“新生代”报告文学作家，如麦天枢、赵瑜、尹卫星、贾鲁生等，他们虽然并没有系统的理论成果推出，但从他们许多口述笔谈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具有敢于探索理论的勇气，善于思辨的创造能力。 在新时期多样性的报告文学批评主体中，特别应当给予关注的是一批日后成为职业化报告文学研究者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主治报告文学的学者。这些职业化的或准职业化的研究者，成为七八十年代报告文学理论力量的中坚力量。他们的研究，从总体上推进着报告文学理论的发展。检视新时期以前的批评史，我们可以知道其时并没有报告文学理论的专门研究者。许多有作为于报告文学理论批评的作家或学者，只有扮演着一种“客串”的角色。而与此相反，发端于新时期报告文学研究，并已立定基本的研究方向，形成一定学术优势的具有某种专业特点的研究者并不鲜见。有的大致专一于报告文学的研究，如朱子南、尹均生、张春宁、李炳银、王晖、陈进波、梁多亮、张立国等，造就他们学术形象的主要在于他们对于报告文学的研究。而范培松、张德明、涂怀章、赵遐秋、谢泳等，虽然后来他们的研究重点有所转移，或为散文研究，或为思想文化史研究等，有的甚或改作行政管理，但他们在七八十年代对于报告文学研究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