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探“小说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225（2006）04—0012—007

       随着近年学术界对“五四论述”的宰制性（domination）提出质疑①，以及对“现代文学史”重写的诉求[1]， 晚清小说在“中国小说现代化”过程内所担当的重要角色，渐渐得到了确认。有学者认定晚清小说是“五四时代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2]；亦有学者指出，对晚清小说的重新审视，等同于释放“被压抑的现代性”[3]。同时，“中国小说现代化”或者“中国现代小说”究竟意指什么，似乎仍有疑问。1988年钱理群在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时就曾经问：“如何理解现代文学这一概念中的‘现代’两个字？它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还是包含了某种性质的理解？那么，文学的现代性指的是什么？……同时被追问的是，现代文学历史的起端：它究竟应按我们所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从19世纪末（晚清）开始，还是从五四开始”[4]。

       什么是“现代”？什么是“现代小说”？什么是“中国现代小说”？“现代小说”与“古代小说”（或“传统小说”）的区别在哪里？它们之间只是时代上的分别，还是在性质上有特定的分别？“中国现代小说”与“西方现代小说”的区别又在那里？一方面，对中国小说的“现代性”的探索已经从五四回到晚清，甚至又将由晚清推前到晚明的今天②，这些关键的问题不单还未有清楚的答案，甚至连对问题的迫切性的意识也变得越来越暗淡。另一方面，在关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的讨论已成为“显学”[5] 以及“很重要的问题”的今日[6]，中国传统小说与中国现代小说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了。

       本文试图通过探讨一些有关吴趼人（1866—1910）小说的现代性分析，以显现一些由探讨“中国小说现代性”而来的问题。本文以探讨吴趼人小说的“现代性”为论旨，希望以吴趼人一些代表性作品为具体脉络说明“中国小说现代性”这个比较抽象的问题：“吴趼人的小说”只是这个议题的桥梁，而非终点。

       一、吴趼人小说的“现代性”

       吴趼人过去常被视为晚清“新小说”的代表人物，甚至有学者指称在他的小说里看到“现代性”的所在[2]70， 他的小说自当有与“旧小说”不尽相同的新颖之处。在吴的小说拥有众多传统小说痕迹的前提下，什么元素令他的小说被归入“现代”？

       吴趼人选择把他的作品刊在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上的行为本身就宣告了他的立场：他写的是“新”小说。刊行时，据一种崭新的小说分类，他又打起“社会小说”的旗帜，可以说，这些都是作者刻意摆脱传统小说范畴的标志。吴趼人虽受章回小说启蒙，但他身处1900年代的上海，对外国小说也是有所闻有所看的。虽然他似乎不懂外语，然而由于他的好友周桂笙是当时文学翻译领域的活跃人物，他在耳濡目染下多看翻译小说是很有可能的。[7]

       事实上，要厘定现代小说的内容，并不容易；但要讨论什么形式是过去的小说里所没有出现过的，倒是比较简单。吴趼人小说内的创新技巧，正是他的作品被认为开创现代小说先声的重点所在。这点是中西方学者都认同的，米列娜（Doleelová Milena Velingerová）说过，“吴沃尧是最多才多艺和勇于革新的人”[2]11，陈平原也强调“在新小说家中，吴趼人无疑是最重视小说技巧的革新的”[8]79。不过，讨论吴趼人小说在形式上“新”的所在，似乎首先应该参考这种说法的滥觞——胡适。因为他充分强调了西洋小说对吴趼人的影响，且认为这些西洋小说的冲击使吴趼人可以突破中国传统小说的陈规，为中国小说探求一条通往现代的理念。胡适在1922年应《申报》50周年之邀而作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这样说：“吴沃尧曾经受西洋小说的影响，故不甘心做那没有结构的杂凑小说，他的小说都有点布局，都有点组织。这是他胜过同时一班作家之处。”[9]

       吴趼人小说最引人注目的地方，首先要算其中所显出的技巧上的创新，这种看法，确是承自胡适的影响。胡适固然是研究晚清小说的先锋，然而他对吴趼人小说研究的影响力，远远不及他的另一种身份——作为汉学的开路先锋，他的研究是“汉学研究的里程碑”[10]。胡适利用了一套系统的分析理念、标准及精密的专门术语来分析中国小说。如“有机结构”、“我”于“布局”“结构”内的串连功能等等，虽然表面看似深不可测，又或“不着边际”，但其贡献，不仅在于这是他为中国探求创造性转化传统的众多“尝试”的一种，而是“他所提倡的方法、观点和态度”[11]。这无疑是重要的创举，且逐渐为西方学者所继承，甚至结合了叙事学而得以更大发挥。最早把叙事学结合中国传统／现代小说框架去考察吴趼人小说的，是捷克汉学家普实克（Jaroslav Prek）。而肇自他的分析，不独吴趼人小说内的“叙事者”，吴趼人小说形式上的其它“创新”也渐渐成为“体现中国小说从近代到现代发展过程的最佳范例”[12]169。在这个脉络下，学界发现吴趼人的超前性实在是胜过了所有的晚清作家，“吴趼人一直在这两个因素［指“叙事者”与“意识中心”］上所做的实验至少与鲁迅一样多，有些被归功于鲁迅的实验，其实吴趼人早在10年或20年前就做过”[12]170、“预示着鲁迅的《狂人日记》”[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