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4)02－0173－04 结构主义伴随俄国形式主义的自我调整和发展而生，因介入社会的存在哲学而兴，却又因反对介入社会而衰。当俄国形式主义发展到布拉格学派，对文本局部程序、技巧的重视被作为技巧的有机结合系统的新文本观代替时，结构主义便应运而生了。虽说结构主义不仅仅关注文学，且派别繁杂，各有侧重，但是总的理论倾向还是比较清晰的，即：通过“移心化”(decéntrement)取消了传统上作者对于文本产生及意义的支配权、主动权，借鉴索绪尔的语言学、符号学理论，转而比较纯粹地从语言形式层面探究文本及意义的来源的“结构”之核。正如托多洛夫所说：于结构主义而言，“每部作品仅被看作是抽象而普遍的结构的体现，作品只是此结构的众多实现可能性的具体体现之一。所以，换言之，这门科学不再研究实际文学(actual literature)，而是研究可能产生的文学(a possible literature)”[1]，从而也就断绝了文本与社会、主体人之间的联系。虽说结构主义对于“结构”为何从未有定见，然而其要义无非是强调文本及其意义产生的物质性、透明性，对抗传统上创作主体对文本及其意义占据主导角色的神秘性、神圣性。这种去主体化、反历史性与存在哲学对社会的强烈介入性形成了鲜明对比，故而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倦于存在哲学对社会的介入效用性之际，结构主义一跃成为人们的兴趣中心。因此，当伊格尔顿评价说结构主义是“反人道主义的”[2]的同时，我们不禁立即想到萨特于1945年发表的著名演说的题目——“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然而，时易世变，风雨跌宕，当法国“五月风暴”来袭，结构主义再也无法“躲进小楼成一统”，遂在“结构，结构，从不上街参加战斗！”的口号声中趋于式微。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结构主义诗学》，正是卡勒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之举，于批判中反思，在解构中重建，创新著说，别立家数，功莫大焉。 一、文类思想探讨的诗学语境 为使文学批评从长达半个世纪的针对单篇文本的“单一的阐释作用”这一略显疲态的孱弱现状中脱身，卡勒诗学借道结构主义实现了从“发现或派定意义”到“确立产生意义的条件”这一文学研究范式的重要转换。[3]其期欲重建的“结构主义诗学”虽与俄国形式主义一样，也以“程式”(“程序”)为对象，亦以此作为构成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即“文学性”之物；但差异体现为，“程式”于后者是居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层面，而于前者则是退至阅读活动的后台，即程式在阅读活动中如何助益于读出作品的意义：“恰如以某种语言说话的人吸收同化了一套复杂的语法，使之能将一串声音或字母读成具有一定意义的句子那样，文学的读者，通过与文学作品的接触，也内省地把握了各种符号程式，从而能够将一串串的句子读作具有形式和意义的一首一首的诗或一部一部的小说。”[4]这一“程式—阅读”与“语法—说话”的模式譬喻，清晰揭示出卡勒的“结构主义诗学”已经不是单纯的语言学层面的“结构主义”，而是褪变为参照语言学模式的一种阅读程式诗学，传统结构主义此时已徒具其表，已魂附于接受阅读行为之间。 卡勒受语言学启示，借助阅读活动建构“结构主义诗学”的行径，是基于同已有结构主义者的研究模式相异而言的。他择取了以罗兰·巴特的时装符号分析、斯特劳斯的神话分析、雅各布森的语法成分分布分析和格莱麦的结构语义学分析为批评对象，论说了现有的将语言学模式应用于文化及文学研究案例的不足。例如他评述前两者的研究范式时认为：“语言学并不能提供一个可以机械搬用的发现程序”[5]；评述后两者的研究范式时指出：“要架构一个从词语单元的意义引出一部或一组文本意义的模式，看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能的。”[6]卡勒对这四者的批评与其深层的文学观密不可分。他反对文学作品作为形式自足体的观点，认为“侈谈文学文本中存在着大量的平行对仗和重复，既没有意思，更无释义价值”[7]；“一首诗一旦脱离了诗人的笔端，就成为一个自足的实体，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恰恰是结构主义观点的反面。如果不参照其他的诗和阅读的程式，诗是不会‘创造’出来的。正是由于这些关系，诗才成其为诗”[8]。最终他得出结论说：“一首诗是以阅读程式为前提的”[9]，“诗学基本上是关于阅读的理论”[10]。阅读程式对于文学(诗)的必要意义暗示了接受主体存在的必要性，于此亦可见出卡勒结构主义诗学对于传统结构主义的纠偏： 虽然结构主义总要寻找事件背后的系统和具体行为背后的程式结构，它却无论如何也离不开具体的主体。主体可能不再是意义的起源，但是，意义却必须通过他。结构和关系并不是外在客体的客观属性；它们只出现于构筑结构的过程之中。虽然个体可能并不创设这一过程，甚而也不控制这一过程……但这个过程必须通过他才能发生。[11] 这样，卡勒就将文学作品的置身语境恢复为形式主义(“语言知识”)和历史主义(“外在的补充经验”)的统一体。此内外统一体经接受主体的阅读活动来发挥相应作用，而接受主体之所以能够担当重任，则源于其具有内化了的“文学能力”或“阐释能力”。如同我们之所以能够说话表达或语言交流，是因为我们内化了语言语法一样，我们因为内化掌握了“阅读文学文本的一套程式”[12]，所以才可以将一堆语言材料当作诗歌、戏剧等文类作品来阅读，才可以将语言序列转换为文学结构，进而探寻其中的文学意义和审美效果。其实，这种内化的“文学能力”读者和作者皆有，卡勒将之视为文学阅读的知识只是权宜之策，只是因为“把它们当作读者的思维活动，比作为作者视为当然的整个文学活动范围，更容易进行研究”[13]。当然，方便或容易也是相对而言的，具体的现实读者的内化知识肯定是参差不齐的，受到性别、年龄、教育、阶级等不同社会因素的影响，因此“结构主义诗学”对于阅读程式、文学能力或阐释能力的探讨都是立足于“理想的读者”而非“实际的读者”，从而尽可能裨益于“确立产生意义的条件”这一宗旨的充分揭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