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516.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21)01-0034-10 常见的本雅明研究要么依据时间进程把研究对象区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要么借助某些国外学者的论断将本雅明呈现为“犹太—神学的”和“马克思主义的”两种面相，再或者把本雅明所讨论的问题划分为哲学(美学)或者文学(批评)两种问题域，如此等等，类似研究方式看上去颇为辩证。只是，在本文看来，固然很难用某种一以贯之的思想主线或者核心观念来对本雅明总体把握，但借助某些概念来观照本雅明思想的横截面，或者选取某个切入点来进入其思想“块茎”，还是有可能的，也必定有所启发。本文认为，时间/事件正是这样一个打破既定分析框架的理论契机，本雅明的几部重要著作完全可以从这个视角进行深度解析。在时间/事件视角下，本雅明的《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讲故事的人》《历史的概念》(又译《历史哲学论纲》)甚至“拱廊计划”中的内容都可以进行“平行”研究，时间/事件在本雅明上述论著中是密不可分甚至一体两面的重要范畴，对其进行深度释读很有必要，甚至可以说，时间/事件的视角有助于我们清晰地描绘出本雅明作为革命理论家的核心理念与思想谱系。 一、《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中的时间/事件 (一)历史中的时间/事件 本雅明说：“历史生活就像其在每个时代显现出的那样，是悲苦剧的内容，是它真正的对象。在这一点上，它与悲剧区别开来。后者的对象不是历史，而是神话。”[1]79历史生活不同于神话生活，历史生活是必死之人要经历的生活，当然也包括王公贵族的生活在内。但悲苦剧要表现的内容不是悲剧英雄所代表的神话，而是历史生活和历史事件本身。悲剧英雄的生活本质上是超出历史时间之外的，悲剧英雄之死并非凡人之死，而是命运的必然。所以在本雅明看来，悲剧和悲苦剧在题材上有分别，前者表现神话而后者表现历史。同时，在剧情和人物上二者差距也很大，不同于出现在悲剧中的英雄，“君主成为悲苦剧的主要人物”[1]79，君主和常人一样，有生有死，有美德也有恶行，有决断也有阴谋，君主这一角色更能重现历史事件本身的戏剧性，这和悲剧英雄所要再现的神话迥然有别。也正因为如此，悲苦剧中的历史是一种由真实历史事件构成的经验，由参与了历史进程的个体(比如君主)来再现自身的经验。进而，悲苦剧(Trauerspiel)一词在17世纪便是这样一种概念：它“既可指称戏剧也可指称历史事件”，它“将戏剧场景与历史场景等同起来”，甚至，“历史进程的受命者将先于其他所有人被召唤来从事这种文学创作”[1]81，这里的受命者指的是亲身参与了历史事件的王公贵族们，“悲苦剧写作只是皇帝、王侯、大英雄和圣人的事情”[1]82。总之，悲苦剧的题材、人物乃至创作主体都与历史事件密切相关。 悲苦剧对17世纪的作者和观众们而言，意味着把历史事件搬到了舞台之上，戏剧场景就是历史场景的再现，同时历史的亲历者又亲身参与了戏剧创作。从某种程度上说，悲苦剧是历史经验的复现，甚至，悲苦剧就如同戏中之戏：如果我们把历史原发事件中不可忽略的意外、巧合、突发状况都考虑进来，历史本身就相当于日常语境中的“戏剧化”；而与此同时，亲身经历了历史原发事件的当事人，比如王公贵族们，又进一步借助舞台和表演来把自己的经验再现给世人，这就是悲苦剧对人间世事的再次戏剧化。由于历史事件本身不再是线性历史中的一个“瞬间”，而是一次又一次地被舞台所“重复”，原发事件可能被历史记载、强化，也可能被历史抹杀、遮蔽，但只有被搬上舞台之后，这种对历史事件的重复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重新审视。事件只有在重复当中才能成其为事件。我们可以说，历史中的原发事件被悲苦剧“文本化”和“美学化”了。 (二)象征和寄喻中的时间/事件 通常，象征和寄喻是在修辞学、符号学以及美学的框架中进行讨论的，但在本文看来，这二者隐含着非常重要的时间/事件维度。本雅明认为，“必须将时间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范畴引入符号学领域，在这个范畴中，象征与寄喻的关系得到了透彻而精简的定义”[1]216，在本雅明看来，象征和寄喻都是符号，但二者的区别在于，象征突出了意义的超时间性，体现了超感性与感性的瞬间统一，比如耶稣是上帝的象征，十字架是耶稣的象征。象征的时间性有三重含义：第一，象征作为符号本身是永恒的，不随时间流逝而有所变化；第二，象征“显现”的时刻并不局限于特定的某一个时间节点，而是可能发生在任意一个瞬间，也就是说，象征可以随时随地显现其本质(意义)，这种显现并不受历史(时间)的局限，象征是一种超时间甚至反时间的存在；第三，象征“显现”或者“被感知”的时间是一个特殊的时间，“体验象征的时间尺度是神秘的片刻”[1]225，詹姆逊指出，“象征是时间当中那种即时的、抒情的、不可分的时刻”[2]65，这里的“神秘片刻”其实就是主体对认知对象产生本质直观的时刻，也是象征所意指的真理或者本质瞬间显现的时刻。 但寄喻突出了意义的历史性，只有在寄喻中，人们才发觉，原来作为符号的寄喻，其意义并不是永恒的，意义是层层堆叠而来，是意义之间绵延不断的指代过程，任何意义都是历史中的意义。从字面上看，寄喻(allegory)即以一物代另一物，寓言故事中的动物形象是寄喻，寓意画将自然物予以拟人化是寄喻，用某种符号来指代特定含义是寄喻，在徽章学中用树叶代表真理、白马代表和平，同样也是寄喻——也就是说，寄喻是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是在一定语境下的指代(指称)关系，狐狸并不是在所有的寓言中代表奸诈，红色并非永远指代暴力，寄喻只是一种语义上的替代，是历史语义学。所以在詹姆逊看来，寄喻是对“意义不断地进行笨拙解密。试图在异质的、断裂的瞬时之间痛苦地尝试重建出某种连续性”[3]72。也就是说，意义并不是什么永恒的、供人去发现的实在之物，而是一种始终要求主体去尝试进行解密的东西，意义产生于主体认知与客体对象之间的连续性与可通约性，寄喻要在各个断裂点之间去构建这种连续性，而这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历史进程。永恒的、无限的、彻底公共的意义在历史上并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