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种研究模式的置疑

      摘要 对中国近、现、当代文化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长期为人们运用的一种二元对立的基本研究模式提出置疑，认为这种基本模式及三种分模式对人这一文化主体严重漠视，有着巨大的缺陷，在实践上也有局限性；着重指出文化和文学的选择是一种个人性行为，提出了重新考察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发展进程的新角度以及“对应点重合论”观念，强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起关键作用的，并不是学习外国和继承传统的问题，而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身创造力的发挥问题。

      关键词 模式 缺陷 个人 选择 创造性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学包孕在这个文化之中，并且成了它的最主要的内容之一。自古以来，文化和文学在中国较之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有更加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致使迄今为止的中国现代文化的研究著作，几乎没有一部不把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家作为中心内容之一，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著作也没有一部能够避开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发展而仅从文学研究文学。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李大钊、郭沫若、梁实秋、胡风、毛泽东这些人物既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人物，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法忽略的人物，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的互包性一点也不亚于从老子、孔子、庄子、孟子、韩非子、荀子、屈原、司马迁到黄遵宪、梁启超、严复、王国维这些人物所体现出来的这种互包性。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这种互包性也产生了它们在研究模式上的统一性。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研究模式，也是决定着中国文学研究整体面貌的一种起主导作用的研究模式，二者是一个统一模式的分别运用，其操作方式在本质上也是一致的。

      鸦片战争作为一次战争的意义远远小于它作为一个历史的、文化的象征的意义，正是这种象征意义决定了它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它象征着二者开始在结合中形成一种世界文化的统一体。但这种结合不是一次实现的，不是双方预先协议中的行为，它是通过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特定关系而实现的一种接触和结合。就其物理的意义上，结合的双方是对等的，作用力永远等于反作用力，但就其精神的意义上，任何特定的结合都不可能是完全对等的，主动的一方在精神上获得优越感而被动的一方在精神上受到压抑。鸦片战争就是一个在物理学的意义上对等的但在精神的意义上极不对等的一次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接触，它决定了此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二者结合的方式，也决定了这种结合的特殊过程。在这个结合中，西方文化长期处于主动性的地位，而中国文化则处于被动性的地位。必须注意到，正是中国文化这种极端被动的地位，使中国近、现、当代文化总是在西方文化中攫取自己的发展动力，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给人的最直接的印象是如此。从鸦片战争至今的中国文化，没有一次有实质意义的转变不是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前提下实现的，没有一次不把西方文化的原则作为自己变革的原则。不难发现，这种历史的发展形式也构成了中国近、现、当代文化的基本研究模式。这种研究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在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中考察中国近、现、当代文化暨文学的发展，我们下面称它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二元对立的研究模式。这种二元对立的基本模式又直接转化为另一种二元对立的模式，即新与旧的二元对立模式。在这个模式中，所谓新的，就是接受了西方文化影响的；所谓旧的，就是没有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为了明确起见，我们把它归结为下列两个图式。

      

      这个基本模式在发展过程中转化为下列的形式：

      

      在这个模式中，还不包括人的明确的价值判断。也就是说，新的并不一定是好的，旧的也不一定是坏的。但它可以和不同的价值取向相结合，而构成三种不同的分模式。第一种是文化进化论者或曰文化急进主义者（在这里，名称并不重要，我们在后文再分析它的特征）的文化模式。在他们的理解里，新文化就是西方传来的文化，就是先进的文化；旧文化就是没有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就是落后的文化。简括为一种模式就是：

      

      但是，这个模式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在另一些学者那里，西方文化并不代表先进文化，而是西方文化侵略的产物，是需要抑制和反对的，中国传统文化才是中国人民应当发扬光大的文化传统。在他们这里，这个模式具体表现为：

      

      这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或曰文化复古主义（在非贬义的意义上）的文化模式。在这两个文化模式之间，还必须存在一个中立的模式，这个模式既不把西方文化作为绝对好的文化，也不把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作为绝对好的文化，但它仍是在二元对立的框架中来论述中国现当代文化的发展的。这个模式可以这样表示：

      

      迄今为止，我们在研究中国近、现、当代文化及其发展的时候，用的几乎都是这三个模式。它们被持有不同文化观念的学者所运用，并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研究著作，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也是如此。必须指出，我们并不否定这些研究著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也不否定这种研究模式在中国近、现、当代文化暨文学研究中的合理性，但是，在他们实际上使用着一个共同的文化模式的时候，三者却有各不相同的理论前提，彼此之间根本无法实现平等的对话。文化进化论或文化急进论者是以文化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为前提的，他们把新的就视为好的，把旧的就视为不好的，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他们是西方文化的自觉输入者，同时也往往是西方文化优胜论者。但是，他们的文化进化论本身就是一个理论虚设，因为谁也无法最终证实文化的变迁就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更无法证实新的就一定好于旧的，郭沫若的诗就一定好于李白的诗，鲁迅的小说就一定好于曹雪芹的小说。这个虚设只是他们自己的虚设，是为其它两派所不能承认的，因而他们只能构成一个自为系统的研究阵营，不断为观点相同的人提供越来越多的论据，却无法让不同观点的人接受自己的研究模式；文化保守主义者或曰文化复古主义者也是如此。他们的理论前提是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是通过它固有的文化传统体现出来的，对这种文化的任何背离，都意味着对自己的民族性的破坏，他们反对对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批判，把维护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视为自己最神圣的职责。但是，他们的理论前提也只是一个理论虚设，是无法得到最终的证明的，因为谁也无法最终证明一个民族的固有文化就是这个民族不可改变的本质体现，谁也无法最终证明一个民族离开了自己固有的传统就不再具有自己的独立性。他们这个虚设也是自己做出的，为其它派别所无法承认；第三个研究模式被人们广泛运用，但这并不因为它的效能，而因为上两种研究模式有不可解决的矛盾。当以上两种研究模式之间的矛盾发展到尖锐对立的地步时，就会有人以第三种研究模式调和前二者的矛盾，但这也使它们的矛盾转移到自己的内部来，因为在二元对立的模式中，只有两个尖锐对立的基点，除此之外就只能置于两个对立面之外，以旁观者的姿态做壁上观，而这是不可能消除固有的矛盾的。这个研究模式也是建立在一个虚设的理论前提之上的，这个理论前提就是我们在任何时候对精华和糟粕都有一个极其明确的判断，不会把精华当成糟粕，也不会把糟粕当成精华，并且我们彼此之间只能有一个区分精华和糟粕的价值标准。显而易见，这也是一个理论虚设，因为谁也无法保证自己对事物的判断是永远正确的，并且文化的接受是在人的理性成长过程中进行的，是边接受，边形成自己的理性判断力，那种事先做出的精华和糟粕的区分只能是别人做出的区分，但别人做出的区分就一定是可靠的吗？事实证明，中国近、现、当代在文化思想和文学思想上的任何分歧，都是因为各自的文化价值标准的不同而引起的，所以这个研究模式在表面上消除了矛盾，但在实际上只是掩盖了矛盾。这三种不同的研究模式在中国近、现、当代文化的研究中至今仍是三种不同的研究模式，它们为我们留下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是无法依靠它们的自身而得到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