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对象、范式的变革无法离开研究方法论的变革而独自得到说明。就今天而言，无论是冯友兰生前一直强调的“从中/西问题到古/今问题”〔1〕，还是沟口雄三等大胆倡言的：从“以西方为方法， 以日本为对象”，到“以日本为方法，以西方为对象”〔2〕的转换， 谈的其实都是“方法难题”。而这些也都构成了构建中国当前“文化研究方法论”的契机。值得注意的是：“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正处于90年代文化研究方法论建设的明显视野之内，虽说它还并没有引起学术界应有的广泛关注。〔3〕 什么是“跨语际实践”？它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它在哪些方面切中了描述当下中国问题的要害？它目前遇到的困境何在？本文拟就上述几点作一点介绍并谈些抛砖引玉之见，以期得到切中的批评和讨论。 1.“西方/ 非西方”的分析文化现象的整体性框架的弱点——汪晖、酒井直树的问题——现代化论与批判理论难题 我们先来假定一个前提，即19世纪以来，西方文明圈自我检视的尺度，是“文明论”的尺度，而它对于非西方文明检视的尺度，则却首先是看该文明“现代化论的程度”的另一相关尺度。这种西方——“文明论”，非西方——“现代化论”的尺度研究方法论上的区别，当然是肇始于马克斯·韦伯：具体讲，韦伯在分析西方现代时，一直坚持文明论的尺度。现代化尺度在韦伯此处非惟不是唯一的，而且甚至是被批评的；韦伯对现代合理主义即现代化主义的批评，特别明显地体现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最后一章：“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中。但是反过来，他在《儒教与道教》中，却完全用现代化合理主义，即“现代化论”这唯一的尺度来看非西方文明。这一尺度被坚持下来，就成为19世纪以来看非西方文明问题的主流的，甚至是唯一的尺度。 这也就是汪晖在《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一文开篇就紧紧抓住的问题：“如果说现代思想从两个方向——即批判理论的方向和现代化理论的方向——上发展了韦伯理论的话，那末很显然在中国研究的领域里，对韦伯的利用主要在后一方面。”〔4〕 汪晖这样提问，并不意味着中国（非西方）文明不要现代化，不要合理化，甚至不要向西方“学习”（文明交往），而是意味着有必要先问一问：西方/中国（非西方）这样的方法论框架是怎么回事， 是从哪里来的：进一步说：从“不能被消解的历史主义立场”看，19世纪以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奇妙的立场：对自己的文明诉诸文明论的“特殊主义”强调，而对其它文明，则诉诸现代化论的“普遍主义”强加？如果说现代交往行为中的确存在“权力关系”的话，那末这种文化研究中的“普遍主义/特殊主义”的立场，就表现了西方/非西方文化研究框架和交往行为中，不能不顾及的强势/弱势的权力关系。 由于这个问题不容易一下子就从“西方”或“中国”的哪一方说清楚，所以我想选择哈佛大学酒井直树（SAKA·RUKL）教授论述日本现代性的一篇有名的论文：《现代性及其批判：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问题》来展开讨论。酒井先生认为，自明治开国时代的学者到今天的铃木大松等，日本学界面对“西方”时，一直在强调日本文明作为“文明”的“特殊性”，或者说，他们对“自己的文明”一直采取的是文明论的特殊主义的立场；与此同时，他们看周边其它文明时，却完全坚持的是看该文明的“现代化程度”的“现代化论”立场，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20世纪30年代的“京都史学派”的观点之中：他们用“合理化程度”制造出中国“国民性”特别有待“改造”的看法，并以此支持“大东亚共荣”的对亚洲的所谓“现代化解放”论。 酒井要指出的是：如果说日本反对西方19世纪以来仅对西方自己采用文明论的特殊主义立场，并且从现代化的普遍主义尺度出发日本为“井底之蛙”的话，那么，日本对周边文明的态度，却与“西方对日本的态度”并没有什么不同，普遍主义/特殊主义其实是一个铜板的两面， 只因朝向对象不同而有所异，这也就是说世界范围内的西方与亚洲范围内的日本在现代交往行为中所操的话语立场本是一丘之貉。 与一本叫《日本为什么成功》的畅销书不同，酒井要说明的，恰好是“日本为什么失败”。酒井非常有益地看到：当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欲争东/西文明孰劣孰优之时， 它对周边的文明却完全采用的是比早期西方殖民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立场，而日本的“向西方宣战”并不意味着它能够摆脱和走出西方现代性的方法论视野，这意味着文明间的权力关系不仅可以从西方/非西方的框架中看到， 更被从“非西方的”“亚洲文明圈内”的文明间的权力关系中凸现出来。而且西方/ 非西方的视点不可避免地容易转移视线：比如把迟发展和非西方的问题统统推给“西方压迫”，这样它就通过轻而易举的概念偷换而遮掩了，正是从亚洲文明圈内部，普遍主义/特殊主义的内在权力关系， 却反而能够更深刻地被看到。 我们把酒井的立场推进一步，似应得出这样的看法：现代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一：文明的普遍主义/特殊主义的看问题的方法， 已经深深地内化为非西方文明（如中国和日本）现代性经验中深刻的一部分，并潜移默化地规定着我们自己看问题的方式，从而不但使在现代性方法论上，再固守西方/非西方的二元对立变得既无意义又无可能，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对西方中心论的批评，绝不单是指向对“西方”的批评，排斥和对抗，——对任何“中心论”的批评，首先意味着对“我们自己”的问题，即对亚洲中国和日本现代文明内部的权力关系的揭示、反省和正视。这也就是说，对西方中心论的批评，对我们而言，也首先是对“我们自己的现代性经验”的“自我批评”，自我整理和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