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史的转捩:福柯的后现代身体理论研究

作 者:
岳璐 

作者简介:
岳璐,黑龙江哈尔滨人,博士,黑龙江大学文学院讲师,黑龙江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美学、后现代身体理论研究,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原文出处:
兰州学刊

内容提要:

福柯以身体为视角或载体,向我们展示了自身是如何变成知识的主体、道德的主体和权力的主体。他认为这些主体是通过掩盖个体的身体经验建构而成的。于是福柯要解构这种由知识、道德和权力所掌握的主体,他要超越现代性的普遍性从而实现向原始身体经验的个体的关注,即一种自身关怀的伦理主体的回归。我们将其称为是一条向审美生存的回归之路。福柯提出这是一种伦理-审美的生存方式,即要摆脱现代性的全面的控制,人应该追求自由。而福柯获取自由的方式不是将焦点放在对心灵的控制,而是更关注身体的规训与控制。这是问题史的一次转捩。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2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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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08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11)10-0095-07

      一、谱系学与身体

      福柯本人一生从未承认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或结构及后结构主义者,但由他所发展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及对西方现代社会及文化的深刻批判,使其在多方面与多维度上成为了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启蒙者。他的理论始终与“人”密切相关,其所喊出的“人死了”的口号吹响了西方后结构主义启蒙的号角,全面揭示了西方人本主义的吊诡性与虚伪性。我们看到福柯反人本主义的倾向使其无论是在知识考古学还是道德谱系学、权力谱系学中,都全面分析并验证了主体离心化的结论。并且这种分析核心所关注的是针对身心的权力策略,并力求让身体回归自身。换言之,他关注身体经验在现代性进程中的发展,其中涉及自身、知识、道德以及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为身体回归自身提供某种选择。福柯的身体经验与欲望的主体之间的勾连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去分析并判断西方当代社会发展轨迹。这种分析既体现了后结构主义所遵循的“解构”原则,也体现了对于现代知识、道德、权力所进行的全面批判。福柯以身体为视角或载体,向我们展示了自身是如何变成知识的主体、道德的主体和权力的主体。而且,正是由于知识、道德和权力的覆盖,福柯才提出了主体之死的口号。但是,我们认为福柯身体理论的重点并非仅仅是停留在“解构主体”上,更为重要并需要我们在分析探讨中了解的是其依然关注主体,只是这个主体是不受知识和道德、权力覆盖的主体,福柯认为这些主体是通过掩盖个体的身体经验建构而成的。福柯要解构的正是这种由知识、道德和权力所掌握的主体,他要超越现代性的普遍性从而实现向原始身体经验的个体的关注,即一种自身关怀的伦理主体的回归。我们将其称为是一条向审美生存的回归之路。因此,我们通过对福柯身体理论的研究与分析,发现福柯并非只是简单地进行一种后现代的解构,他强烈地反对人本主义辩证思维将知识与生存对立起来,而主张将知识与生存联系起来。当然,可以看到福柯仍受到了现象学存在主义的“身体处境”论的影响,只是抛弃了先验主体和意识主体,而强调主体与生存的关系。进言之,福柯关注身体同人的行为及其在社会中的生活以及同其所处的社会制度与运作,人的主体化的关系,从而致力于“建构”关注自身关怀的伦理主体。这是福柯研究身体,并力图回归源初身体经验的意图所在。

      福柯利用知识考古学力图摆脱人类学的束缚,将研究走向无意识的层面,揭示话语和知识构成的无意识机制,从而摒弃主体的优先地位。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他逐渐地意识到考古学的方法不能将一种权力理论结合到对话语的分析中,于是他以权力为中心的谱系学代替了以话语和知识为中心的考古学,转向了谱系学的研究。这种研究对权力理论进行了重新的阐释,在这种阐释中蕴含着对身体的谱系学研究。福柯的谱系学研究实际上不只是关注各种社会事物和现象的起源,更重要的是关注这个起源是如何起源的,即并非只是追本溯源,而是探讨这些起源是如何源起的,及这些源起又是如何成为起源,并如何构成其所导致的整个事件。而且,整个的事件并不归结为某个固定不变的历史结构,而是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中,依据不同力量关系网络呈现的断裂性不断重构过程。但是,福柯认为这些起源及其不断重构的过程,归根结底都是与身体密切相关的。换言之,福柯认为没有任何历史过程能够脱离身体的存在与运作,身体的历史重构过程见证了各种历史事件,身体显露了历史的发展,而历史的发展亦是在不断规训并压制身体的过程中发展的。因此,我们在展开身体理论的阐释之初,首先要探究福柯的谱系学对身体理论建构的作用。

      众所周知,福柯是为了恢复话语事件的性质,才展开对真理意志的提问。福柯反人本主义倾向使其设法摆脱辩证理性所维护的主体,采取非辩证思维的分析理性作为方法论原则,这种分析形式既是批判的,也是谱系学的,其目的就是针对真理意志加以提问,并恢复话语作为一种事件的性质。而谱系学观念和事件范畴对于福柯对权力的阐释具有重要的意义。他批评传统的历史观将时间的流逝视为一种因果方式关联起来的事件的逻辑之流,其中每一事件都有一种独立的意义,都形成整体的一个部分,或者对历史具有一种意义。福柯认为这种历史观假定了每一事件都始终指向一个方向,都按照一种先验目的论对事件进行解释,假定每一思想都有自己的逻辑,这使它们能不受自身的独特性和直接性影响。“然而,对于谱系学而言,就必须考虑下述这些方面:它必须在不考虑任何单一的终极因的情况下,标出事件的独特性;它必须在出乎意料的地方,在我们通常往往认为没有历史的地方守候这些事件”[1]。由此可见,福柯认为谱系学是从不显眼的、无足轻重的真理中,根据一种非常严格的方法建造起来的。它反对一种理想意义和目的论的元历史观,即反对寻求起源。福柯利用对尼采著作的读解,寻找到谱系学反对起源的重要意义。传统的历史观寻求起源的做法往往将历史的种种插曲当作不可理解的东西忽略掉,努力收集事物的确切本质、加在事物上的同一性,以及先于所有外在的、偶然的和承继的不变形式。然而实际上,“事物的历史开端所发现的,并不是其坚定不移的起源留下的同一性;而是各种异他事物的不一致,是一种悬殊”[2]。

      谱系学就是要摒弃形而上学,去挖掘事物背后的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福柯指出传统历史观对起源的追寻,就是要找到真理所在,还原到一个先于实证知识的无时间的绝对点,使一种重新发现起源的知识成为可能,而这种知识又不断地运用话语虚构对这种起源的认识。谱系学恰恰相反。它关注伴随每个开端的细枝末节和偶发性事件,当历史在我们自身的存在中引入非连续性时,历史就成为了效果史了。福柯在尼采的观念中找到了“血统分析”来展开对效果历史的阐释。追随血统的复杂进程就是要将一切已经过去的事件都保持它们特有的散布状态上,标识出偶然事件,传统历史观认为的微不足道的事件。然而,这种对血统的追寻不是奠定基础,相反,它动摇了先前认为是固定不变的东西,打碎了先前认为统一性的东西,换言之,这种谱系学是一个由断层、裂缝以及异质层构成的不稳定的集合。谱系学所遵循的原则是变化,情感、本能、身体都是变化的,身体不仅仅只是服从于生理规律,它同样有历史性和可变性,“在人——即使他的身体也不例外——当中没有什么东西是足够固定的,可以作为自我认识或理解他人的基础”[3]。亦就是说,对于福柯而言,无论历史还是身体都是不稳定的,不再有连续性和基础存在。事件的出现不过是一种对立的力量之间的关系。由此,传统历史观由目的论所设立的基础点就被摧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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