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学 我受《文艺研究》编辑部之托，邀请两位就中国文体学研究一起谈谈自己的想法。21世纪第三个十年已经来临，回顾和展望文体学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现代文体学的起点可以追溯到近代，如果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至今已过去一百多年了。今天，文体学研究的道路将如何拓展？这是我们交流的重点。 一、文体学研究的意义和现状 钱志熙 首先，我们谈谈文体学研究的意义。文体学虽是传统学问，但有一个向现代学术形态转型的问题。文体是文学作品的基本要素，人们在进行文学创作、鉴赏或批评时，最直观地体察到的文学作品的存在形式，即是文体。文学创作的基本过程就是从运用文体开始的。虽然不是每一位作者在创作时都有比较高的文体自觉，但文体是作者需要掌握的最基本的文学要素。这或许是文体学的发生原理。文体学是人们对“文体”这一文学基本要素进行自觉的省察、研究，并形成一定理论体系的学问。中国古代文体学则是专就中国古代的文体实践及理论进行研究的一门学问，其内容主要有两大部分：一是研究中国古代文章之体用以及各种文体事实；二是研究中国古代(包括近现代)的文体学，即古人对于文章之体用及各种文学体裁的认知成果。文体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批评思考的基本对象，每一种有价值的理论与批评，都会注意到文体的存在。 何诗海 如钱老师所说，文体问题的确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一方面，文体形态不断创造与融合、更新与超越，是古代文学史演变的主要原因和线索；另一方面，古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很大程度上就是文体理论和文体批评。脱离了文体，古代文学研究往往是隔靴搔痒，难以把握文学史的发展真相和本质规律。 钱志熙 古代文体学传统有多个层次。首先是关于文体形态及其发展演变的探讨，包括文体的起源、功用、分类、语言、结构、体制特征等。其次是关于文体学理论层面的探讨，如文体风格辨析、尊体与破体、一代有一代之文体等。再次是文体学与其他学科关系的研究，尤其是文体与政治制度、礼乐文化、讲学著述、科举教育、宗教活动等的关系。当然，这三个层面只是粗略勾勒，远未反映文体学实际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吴承学 文体学的多个层面，是中国传统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体学研究的当代意义，不是复古，也不仅仅是为了释古，更不是为了抵抗外来文化，其目的在于理解、揭示属于中国话语体系的文体学的独特价值和审美形式，向世界文明贡献中国知识、中国思想与中国智慧，进而推动现代中国的学术转型与文明复兴。 钱志熙 说到传统文体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有一个问题，就是近现代受西方影响而形成的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四大文体分类法，与中国古代文体事实的兼容与违碍问题。中国古代也有可以对应近现代四大文体的范畴，但具体范围往往不同。如诗歌，概念上基本没问题，但“四分法”中的诗歌范围很宽，大体上说，只要有韵律、节奏就算诗歌。中国古代有些韵文，如颂、赞、箴、铭、赋等，如果按西方或现代体裁分类来讲，都属于诗歌。但传统上这些文体并不被归入诗歌之中。因为确定文体，除了形式要素，还有功能标准。中国古代诗歌更注重言志、缘情功能。一首汤头歌诀，形式上完全符合绝句的标准，但并不被视为诗歌。研究诗歌史，一般也不把汤头歌诀纳入其中。“散文”与“小说”这两个概念更麻烦。中国古代并没有可以完全对应“四分法”中的“散文”概念，只有“文”与“笔”、“古文”与“骈文”这样的概念。 何诗海 但是，“四分法”作为近百年来文学史与文体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对中国古代纷繁的文体现象，还是有整合作用的。不仅传统上已大致具足的“诗歌史”得到更完善的建构，而且像“散文史”“小说史”“戏剧(曲)史”这三大类文体史，也是在“四分法”之后才建立和完善起来的。传统文学批评并没有清晰地构建起这三大类的体系。所以，我们现在所要做的，不是简单放弃“四分法”，而是在反思“四分法”局限的基础上，重构中国古代文体谱系，而不能简单地回归到古代文体批评的原初状态。 吴承学 “四分法”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又有本土化的改造。它的意义和局限都很明显。接下来，我们谈谈文体学研究的现状。21世纪以来，作为学科的“中国古代文体学”不仅在学界获得普遍认同，也逐渐成为古代文学研究中显著的学术增长点。得益于越来越多学者的共同探索，古代文体学研究获得长足发展，重要成果不断涌现，研究格局、层次都得到飞跃性提升。 何诗海 目前的文体学研究，既有史料层面的基础工作，又有对中国古代文体形态和文体学理论的深度考察，还有运用文体学研究范式和方法，进行跨学科的多元融合探讨，而且都取得了丰硕成果。比如，古代文体学文献整理、骈文文献整理与理论研究、诗歌文体史料集释、传统批评文体的生成、行状、题跋、墓志、佛事文体、俗文学文体等方面，都有课题获批立项。这反映了当前文体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吴承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体学作为一种研究范式被广泛运用到古代文学及多学科交叉研究中，简帛文献、石刻文献、经学、诸子学文本、戏曲文本、文书程序乃至政治、礼仪制度、职官制度等材料与问题，不断与文体学交叉碰撞。可以说，通过文体学路径阐释各类史料，由此得出的系列结论，不仅为贴近和还原中国古代固有知识传统和文化语境提供了可靠方式，同时也丰富和拓展了当前文体学研究的对象。
